没事的时候，我就翻翻寿州前辈们写的史志或者回忆性的文字。倘若没有这些文字记述，那段历史就算是消亡了。所以这些资料很重要，近来我对寿州的工商业产生了兴趣，我想文化是以经济始的。寿州作为蕞尔小城，过去的工商业一直没有发展过，至少在清末民初时的状况是如此，这从文史资料中可见一斑。其原因，寿州比较闭塞，地方史志多有记载，从工商业发展看，寿州的工商业远不及相隔三十公里的正阳镇，正阳得水路漕运之优势，“七十二水通正阳”，商贾舟楫，不绝如缕。 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寿州城交通封闭，但城中生计并不简单，其中商业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只是比起晋商徽商，寿州城的工商业应该算是不成气候的那一种，像票号典当，这在寿州城的史记和民间叙述中，很少风闻。 寿州城里在工商业发展中曾经出现了类似“山西帮”、“河南帮”、“涡阳帮”等外来团体，但其结局并不妙，在寿县经商除了受地域形势、经济的发展态势的影响外，这里的人情世故，这里的封闭性，也曾经或多或少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觉得寿州的工商业在明清及后期发展是迟缓的，寿州城也绝不是通都大邑。 曾是商会会长的尹良轩在《解放前的寿县城关工商业》一文中，这样写道：寿县城关解放前的工商业，都是私营企业，大、中、小约200多户。那时城关交通不便，商业情况远不如正阳关，市场较为冷落。 “天顺”，是寿州城最早的老字号，由浙江绍兴人司姓独资经营，由手工作坊发展为酱园，由于司是外地人，常遭到本地一些无赖和土棍的欺凌。 以上这些文字是能够反映过去寿州工商业发展的某些侧面，寿州缺乏包容性的一面也从文字中看的出来。历来做商业需要脑袋灵光，不动脑子，牖于一介门户肯定做不出大买卖。陶朱公居奇货，齐桓公依盐渔之利。可是寿州历史上的商业，能走出去挣大钱在经济史上大书一笔的能有几个呢？ 由此见，寿州当今的民营发展始终走不上大平台，总是在较小圈子里近亲繁殖，我不知道这与寿州的工商业史有没有牵连和映照。 汤因比定律大致是这样的：越是年代久远的地方，越是能同化别人。但这道定律表现在寿州更为明显，难道八百里秦川和三晋大地，以及无徽不成镇的徽地不如寿州久远？我觉得寿州的风度远不及别人的原因还是封闭造成的。经济是在不断迁徙和融合中发展的。有趣的是，寿州越是封闭，越是成就了寿州的老字号，研究发现，寿州的老字号，多为外地人创立。 环境越是艰苦，外地人在寿州越是谨言慎行，山西人来寿州经商，“与本地人不相往来，没有应酬，千方百计积累资金，所以生意做的很稳。”，河南人来寿州也与山西人一样，“不与本地人交往，没有一分钱浪费。”(见尹良轩的文章) 当然，寿州的排外性和不包容并不是过去岁月中的特例，读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会感受到乡土社会中土地和人口的种种矛盾，费先生在书里提到外地人在江村(开弦弓村)的情形。开弦弓村外来户共10户，理发匠、磨工、杂货商、纺织工、水泵操作工、银匠、蔑匠和药商。“那些被视为外来户的人，在生活上一直未被同化过，我注意到他们非本地口音及非本地穿着方式，例如，药店里的妇女不穿裙子”，“对本村人及外来户作出区别，是颇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区别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外来户全部从事特殊职业，没有土地，仅这一事实就足已以证明，区别是有其深远的经济后果的。” 如果站在“寿州族群”之外看寿州的外地人，他们的创业是怎样的艰难，是怎样的筚路蓝缕。钱赚得又是怎样的盆满钵满，身价巨万？如果回视寿州城墙，在这块只有几个村落大小的城池里，它与乡土有怎样的牵连？再看看今天的经济发展，过去的经验是否可以作为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