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50th.ustc.edu.cn/zh_CN/article/14/484f4e75/ 　中国科大的绝大部分师生被驱赶到位于长江之畔的安庆一所党校旧址。安庆城市不大，地方的党校规模也很小，又靠近坟场，怎能容得下一所大学的师生员工？天寒地冻，又没有暖气，大家苦不堪言，正遇元旦，纷纷回家避一避困境。安徽的工军宣队进驻后，下令师生员工立即返“校” — 一所无容身之地的学校！由于安庆党校实在太小，经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批示，总算开恩把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址让给科大。合肥师范学院被迫迁到芜湖，即后来的皖南大学。这样中国科大校部总算有个容身的地方。 　　为了给科大的师生一个下马威，安徽省革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科大被肢解成几大部分，化学系分到马鞍山钢铁厂，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分到淮南煤矿和电厂，数学系分到铜陵，近代力学系安排在合肥校本部。近代物理系的学生具有“出身好”的优势，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天不怕，地不怕，不怎么听话，因此，近代物理系被安置在偏僻的白湖军垦农场。 　　各地革委会选派了“得力”的工宣队并配置军宣队进驻各系。淮南煤矿的造反派头头李东林被委任校工宣队队长。由他出面指挥整治科大。李东林肥头大耳，原是煤矿的四级工，因“造反有功”窜升为安徽省革委会常委。他自持握有安徽省革委会的“上方宝剑”，成为科大校园内不可一世的霸王。他如钦差大臣，奔走于江淮之间，督察各地整训科大的师生。他专横跋扈，态度粗暴，打着“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的大旗，在师生中抓“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为了跳动群众斗群众，他还提出“谁不办，就办谁”的口号，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整别人，就先整你。一场高压的整治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 　　元旦以后不久，传来了科学院要把科大的管辖权全部交给安徽省的消息，激起了大家的忧心和不满。以石某为首的科学院代表团乘火车赴合肥签署科大下放安徽的协议。近代物理系的28 位同学义愤填膺，不顾天寒地冻，连夜乘卡车从白湖农场赶到合肥火车站，准备向科学院代表团请愿并阻止签字。安徽省革委会如临大敌，紧急部署，准备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同时电令科学院石某等人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车，由专车接到合肥，草草签署了协议书。这28 位同学空侯在合肥火车站，不见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只能忍饥挨饿返回白湖农场。表面上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没有发生，但“反搬迁”却成了整科大的又一条严重的罪名。在白湖军垦农场里条件十分艰苦，近代物理系的师生们白天劳动，晚上挨整，直至毕业分配。 　　广西的世外桃园被北方的冷风吹袭，一份份的“运动简报”从安徽寄来。惊心动魄的消息越来越多。什么“马鞍山的某某某顽固不化，…”，什么“在合肥，严某某自绝于党和人民…”,什么“淮南的贾某某 在4.24卫星上天时卧轨，自绝于 …”, 据说贾某某是隐瞒了富农家庭成分被隔离审查，精神分裂，承受不了。看到这些消息，我们一方面庆幸来到广西的世外桃园，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后怎么办？正在忧愁之中，传来了我们可以留在广西的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对科大师生勤恳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印响深刻。广西缺乏电子工业的基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建议并支持我们在广西办一所电子学院，校址任我们选。于是我系的干部顾俊廉等人参访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所到之处，大标语写着“欢迎中国科大师生，感谢中央对地方的支援”，当地的领导接待十分热情，恰似寒风中的一股暖流。科大方面选定了桂林著名景区七星岩附近的林校 （该校已解散），作电子学院的校址。该地方环境安静，风景优美，地势开阔。面积比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大多了，是办学的好地方。广西自治区的领导同意了所选的校址。无线电系的师生也愿意在广西创办电子学院。 　　此好事传到安徽，安徽省坚决反对。终究当时广西的领导抵不过安徽省的领导，此事只能作罢了。桂林电子学院文革后还是成立了，十几年后，我到桂林出差，正好路过电子学院的校门，不胜感慨。四月下旬，安徽方面电令在广西的师生全部到安徽参加运动，并派南京空军的军宣队到广西三市带队。绿上装兰裤子的军宣队员来广西后，要求我们迅速北上，不许拖延。我们提出要到湖南韶山毛居参观，此事名正言顺，南空人员不好做主，经请示，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北上经上海去安徽时，特别在株州下车，坐往湘潭的直通列车到韶山。适逢雨天，乌云密布，冷风飕飕，细雨阵阵，我们在一池塘边拍照，并在韶山冲转了一圈，当天回到株州，乘上去上海的列车。五一节抵达上海，路过家门，我在家仅仅待了几个小时，就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北火车站，搭乘赴皖的火车。 　　火车跨过南京长江大桥，奔驰在广阔的江淮大地上。从北京出发，我们化了近半年的时间，绕了半个中国，我们终于来到了安徽。我们的集结地是淮南电厂，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了车中转。工宣队带领我系的学生在车站列队“迎接”我们。有人带头神经质地高喊：“打倒某某某!, 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当然，队伍中也有熟悉的面孔。几个月不见，大家都成陌生人了。我们原来放松的神经顿时警觉起来了。事后碰到好朋友，私下问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对方小心翼翼地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运动简报？ 这是给你们一个下马威 - 没法子”。 　　淮南市面积很大，星罗棋布地散布着许多煤矿，如谢家集，李二矿，大通矿等等，物理系和无线电系的部分师生分配在几个矿井劳动。我们被安排在淮南电厂。淮南电厂利用本地丰富的煤发电，输送到华东各省市，是华东最大的火力电厂。生活条件不错，有充足的热水洗澡。食堂的规模很大，食物的花色品种很多。电厂派了一位姓刘的中层干部作我班的工宣队员，负责整顿我们。我们称他刘师傅。他的父亲是文革前淮南市委书记，文革中被批斗后靠边站。他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不很“左”，因此他态度温和，对我们相当友善。我班的气氛不太紧张。每天学习文件，读读报纸，“斗私批修”，政治学习后参加劳动。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们又要下迁了。原来校工军宣队在寿县圈了一块荒地，建学校农场，要求科大粮食自给自足。我们背着自己行李离开淮南，当步行百里，经过千年的古城寿县，到一片荒野的科大农场，支起帐蓬，开荒种地。 　　这里原来是一块沼泽地。田里不用说了，即使是刚修的路，也是泥泞不堪。如果下点雨，走路如趟河底一般，又滑又粘，一步一步向前挨，一不小心，一脚踩下去，鞋子陷下去就拔不起来了。电灯是临时架设的，又昏又暗。我们睡的帐蓬又闷又潮，更讨厌的是蚊子成群，防不胜防。我们白天在田里干农活，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政治学习，开批斗会。除了学生外，许多教研室的教员也被安置在这农场，如外语教员，马列主义教员，电子学教员等。校工宣队长李东林多次来农场督战，常常辱骂师生。被“专政”的人员，白天劳动，晚上被批斗后写检查。气氛十分紧张恐怖。大家度日如年，得过且过。 　　一次寿县公安局的两名干警到此地打猎，被科大工宣队扣押。因为这里是寿县的地盘，这两名干警起初根本不把科大工宣队放在眼里。正好李东林在场，他把这两名干警大骂一顿。这两名干警慑于他省革委会常委的权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以后，科大的车辆经过寿县城关，经常被寿县公安局扣留，以示报复。 在农场劳动了一个多月， 伙食差，睡眠缺，烂泥地里跌打滚爬，体力消耗很大。荒地里蚊子成群，一把甩过去，就能捏到几只蚊子。帐蓬里又闷又热又潮，虐疾(打摆子)就在师生中流行起来了。笔者本人也得了虐疾（打摆子），发烧时，浑身热得如热锅里坐，冷得如在冰毯上卧，极其难受。农场里缺医少药，病情不见好转，正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七月中，突然传来好消息：中央计委下文分配这两届大学生。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好像久旱遇甘露。大家赶快收拾行李步行回淮南，生怕夜长梦多。我当时正卧床不起。于是几个同学们用担架抬我上拖拉机，护送我回淮南。拖拉机颠簸到寿县城关前，陪我的所有人下车步行，防止寿县公安局找岔子报复。我静静躺着，尽量少喘气。拖拉机通过城关检查站后，其他人才上来。这真有点电影里通过“敌人”的哨卡一样，真实而惊险。总算拖拉机和人员都安全回到淮南电厂。 　　中央计委关于两届大学生分配的文件传达后，各班的工宣队员负责给学生作毕业鉴定。 首先学生自己写总结。然后班上写鉴定草稿，最后由工宣队员定案。由于我班的刘师傅不太“左”，因此全班学生都较顺利地通过了鉴定得以毕业。然而有的班，对于所谓有问题的学生，在分配上给于某种惩罚。比如我系，有一对同班的男女朋友，因在文革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两人被审查多年。男学生被“专政”多年。女学生顶住压力，一直没有同他断绝关系。分配时男学生被派到贵州，而女学生被分到辽宁，成了“牛郎织女”。还有所谓严重问题的学生通不过鉴定不能按时分配，继续留下接受审查。就在大家离开淮南后几天，有一名学生由于不能毕业，被留下继续接受审查，因恐惧而卧轨。 　　淮南电厂的大礼堂召开了我系的分配大会。礼堂里坐满了人，静悄悄的。军代表上台宣布分配结果。他清清嗓子，以高昂的声调宣布: “北京 —— 另”。台下“唏”一声，发自北京同学的心声。台上“上海 —— 另”， “江苏—— 另”… 。失望的情绪弥漫了全场。大部分同学被分到辽宁，河北，河南，贵州等省区。而离上海最近的是安徽。由于科大下迁在安徽，所以分配在安徽的人数较多。对于上海学生，留在安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的一面。我也就舒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在淮南电厂的大礼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足足有四五十桌，不仅有丰盛的菜肴，还有烈性的白酒。免不了的领导讲话后，大家开怀痛饮。庆贺我们终于毕业了，庆贺我们终于离开这不是我们校园的地方。桌上还有很多佳肴，酷暑天的西瓜是多么爽口，美酒使我们微醉，但我们的头脑却十分清醒，此地不宜久留。酒席一散，我们即刻收拾行李。在朦胧的月色下，我们用板车把行李拖到淮南火车站，买好第二天的火车票，把行李托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