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七时左右，老袁和老方在西大寺巷相遇了。 　　寿州的阳光不可能每天都那样明媚，可是今天是亮堂的。他们各自的黄包车屁股后面都写着“爱我古城”，在熙熙攘攘的西大寺巷，可能更能体现爱，那我们暂时回避一下蹬车人的苦。 　　老袁问老方，“搞几个了（拉几趟生意挣多少钱）？” 　　老方说，“熊毛咧（没有）。” 　　老方向东南方向一拐进入了箭道巷。拉上了仰脖喝矿泉水的学生。老袁远远地瞅着，嘴里还骂着，“这家伙尽跟我扯（扯谎）。”然后晃当晃当，将车蹬到仓巷的菜市，一位妇女拦了老袁的车。 　　“到大圆盘（南门外四岔路口）几个钱？”妇女提着花花绿绿的袋子，看样子是要到车站坐车回家。 　　“三块。”老袁说着，一面招呼着，“都三块，不会找你要多。上来吧，上来吧。”妇女就上去了。 　　老袁找到生意像是找到了精气神！将刹车上的角铁摇得响亮，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寿州的黄包车没有铃铛。老袁像游蛇一样钻进了北过驿巷。 　　寿州城没有人行道，人口多，行人多，人行道上堆满了自行车。没有人行道，更没有盲道。在寿州城盲人出行是危险的，盲人出行会有人牵引着，或者手持铃铛走路。在寿州城走路，冷不丁地撞上一个人，大家也只相互笑笑，这就叫相“撞”一笑。如果因为撞在一起打起架来，在寿州城犯不着，因为这些事情太司空见惯啦！ 　　说是黄包车，在寿州城还有其它叫法，比如“人力车”、“三轮车”，只是黄包车更妥帖一些。三支自行车的轮子，链条拖得很长，像马的肚子，上面是黄黄的篷，为限制黄包车出行的数量，避免造成拥堵，黄包车编号为ABC三组，一组只准跑三天一个间隔。 　　有了这样的限制，那些指着劳力吃饭的车主，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呆在枯黄的路灯下，等着宾馆里的夜游人偶尔地坐上车，拉他们进入夜沉沉。有时候拉着一位干瘦的“小姐”到更加隐蔽的地方，也并不能拉个好价钱，都不容易，女人们也不会因为她们的活计而出手不凡，三块五块也一样讨价还价个不停。车主们油着嘴唱着歌，他们看得多，也不在意，只要能拉到钱，才不管是谁坐的车呢，有钱的，有权的，干其它勾当的，一样地出手三块五块，并不能因为拉了一个人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就是寿州黄包车主的人生定位。我出力，人给钱，就是这么简单。 　　黄包车停靠的地方都是些比较贫民的住所，像樊家大院、兵署、吴家楼巷、袁家巷以及南照壁巷通往状元街的僻静的巷子里，时不时地能看到几张歇着的黄包车，至于现代汉城、锦绣园、寿春苑等地那才叫鲜见呢。因为蹬车的不可能买得起那房子。车主们弓着腿一刻不停地蹬着生计，通淝门有三个门洞，靠东的门洞靠洞壁一溜沿停着十几张黄包车，大清早，这里的行人很多，车生意就好，坐车的应该捡靠在最前面的车坐，如果你随便坐上一张，不仅坐车人会遭到奚落，车主也会被其它车主腌臜（寿州方言：奚落）。 　　车主们对统一的黄包车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比如讲在“驾驶室”与篷之间的缝隙处挂上帘子，遮风挡雨，虽然坐黄包车没有坐“奔驰”车舒服，但人性化还是要讲的。车主们在大梁上挂上大的“可乐”瓶灌满白开水，累了渴了喝几口，也非常惬意呵。车头前（寿州方言，“前”在这里是对“头”语气加重）一律挂着铁制的酒的包装盒，那是放钱的，城里面坐车，两个“钢蹦”，出城三个“钢蹦”，往里面一撂，当当响，那个脆劲儿，听起来真是舒服。 　　黄包车主就在这当当响的声音里过着一天又一天，这种声音有着无比的质感，与八公山上那些砸石头的声音一样悦耳醒目。有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看黄包车一路消失在我的视野，就像我凌晨醒来，耳际里还有黄包车咿咿呀呀的动静。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很疲惫了，我还想说说在樊家大院看到的情形，那位大姐眼神不好，却在那里锁着扣眼儿，一粒一粒地做，做一千个十块钱，全是手工一天天地锁着，人生的分秒就是用锁着的时间数着，我十分想用我的文字将她们这些动静不失分秒地记录下来，这时辰好像是我最幸福的时光，虽然我不能分担她们的劳顿，但我可以与他们一样感同身受，我愿意这样做。 　　那些做妈妈的做女儿的车主，蹬起车来一样的风风火火。但有时候看她们蹬起大胖子的男人吃力的样子，就有些不忍，这也太不绅士了点。女车主们蹬上位学生，总是问他们学习怎么样了，如果是农村的孩子，还要加上几句叮嘱，不要浪费了家里的钱。她们也许就是一位勤学孩子的母亲。寿州蹬车的有子女考上了清华大学，这样的孩子真是争气呵，我同样祝福他们。 　　这样的文章我越写越难过，因为我看到他们，我的心跳就会随着轮子的转动而狂跳不已，这是一个城池的心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