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瓦埠湖畔革命老区——小甸集，父亲小时候，父母去世早，家里特别穷，穷的家徒四壁，靠要饭度日，唯一长辈五叔也早早的参加了革命并壮烈牺牲。后来，可能是受他五叔的影响，父亲十五、六岁就义无反顾的投奔了革命队伍。 父亲参加革命后，因年龄小容易迷惑敌人，组织上就让父亲当交通员，为革命传达消息。一次，父亲被国民党匪徒意外逮捕，敌人二话不说皮鞭侍候逼父亲讲出自己的身份，为谁做事？别看父亲当时年纪小，但十分顽强和机智，只说自己是要饭的。匪徒们不相信，再用酷刑：先把父亲的两个大拇指用细麻绳绑起来吊在屋梁上，再用通红的香火烧烤父亲的腋窝，直至烧红、起泡、变烂为止，残忍的匪徒们无计可施，问不出什么明堂，只好把父亲放了。父亲侥幸躲过此劫，但却留下了双拇指及其筋脉一遇阴雨天就抽搐、疼痛的坏毛病。 父亲一生性格刚烈，母亲说父亲“倔巴”，好吃亏。果不其然，在文革期间因性格刚烈，爱讲真话，结果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下有罪受了，在炎热的三伏天，大中午的，几个“反革命”一齐跪在撒满玻璃渣儿的水泥地上，火一样的太阳，狼嚎一样的训斥，滚烫的水泥地和刺进皮肉的玻璃渣儿折磨得“反革命”死去活来。那时的父亲只有一个信念：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党和人民，相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父亲顽强的活了下来。 真金不怕火来炼，父亲坚信的真理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得以印证。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安徽省水利局建筑安装公司落实政策办公室，对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进行了彻底平反，恢复了父亲的职务和党籍。 父亲官不大，以前曾是官，最风光时曾领导过一、二千人，后被错罢官，由官变成一般办事员，不过，在当办事员时父亲也没有闲着，天下第一塘——安丰塘护坡工程的所有石头都是父亲全权负责采购、调运的。在如此重大的工程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也难怪会有人检举父亲，说父亲利用手中之权向自家偷运石头盖房子，在那个“整人”的年代，这还了得。 县里迅速组成调查组，由城里赶往郊区五里闸（当时我们的住处）。说来也巧，当时我家真的在盖房子。调查组的同志们不辞劳苦，立即展开搜查，在我家的里里外外，从上到下，甚至是掘地三尺也未发现一块石头，倒是看到父亲裤子高高挽起正在和泥巴，准备托土坯盖房。此情此景令调查组的人们汗颜、惭愧，更对那个写诬告信的卑鄙小人愤怒无比。 谈到房子令人可笑，父亲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后，我们一家被迫下放到八公山下，淮河之滨郊区农村，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里，哪有我们这样家庭的立足之地啊！为了生存，父亲只好请人在淮河堤坝坡下，迎风口处搭了三间草房，听父亲说能在此搭房还是靠好友时任大队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特殊照顾呢。 记得，那时的风特别狂，雨也特别的大，父亲虽然是个小人物却在家极少。因房子建在迎风口且屋面是麦秸草和茅草构成的，每当暴风雨来临之时，母亲带领我们顿时忙碌起来：有用绳子前后拉紧房草的；有用铁丝捆扎屋檐的；有用砖头、石块、木棍压房面的。不管怎么着，还是抵御不了肆虐的狂风暴雨，房草还是常常被狂风掀起卷走，有时将整个房顶席卷一空，弄得我和姐妹几个大呼小叫纷纷依偎在母亲身旁。狂风过去，暴雨来临，家中更加遭殃，房草卷走后，屋中多处漏雨，外面大下，屋中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可怜的母亲啊！也不知道将衣服、被褥和仅有的家当往哪里搁、哪里藏。 屋子经历风雨常常坍塌，每当房子损坏我就去找父亲，父亲总是因为工作忙有时回不来，但父亲说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不用怕，房草吹走再修葺，土墙倒了再重垒，草和泥土是大地赐予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父亲可谓戎马一生，解放前多次参加剿匪战斗；解放后又先后参加了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水库以及后来的安丰塘工程建设。工作期间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廉洁奉公，没拿过公家的一砖一瓦。当然，党和人民对父亲的表现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过很多荣誉：如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且获奖章一枚；一九五六年被梅山水库工程指挥部、政治部荣记三等功一次；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荣获国家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献身水利、水保事业二十九年”奖章一枚和荣誉证书等等。 父亲的一生多灾多难，六十七岁时患了喉癌，喉咙被切除一半；七十四岁时出了一次车祸，两次手术险些丧命，在病魔和灾难面前，从未向子女、医生呻吟过，显示出超人的顽强。困难时期造就父亲拥有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廉洁奉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优秀革命品质，这种品质和精神永远是我们后辈最宝贵的财富。 注：《我的父亲》是于2002年10月16日发表在《寿州报》上的我的一篇散文，目前，我的父亲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仍然身体健康，他们的一生太不容易了，我们作为后辈的应该加倍孝顺，帮助他们颐养天年，享受晚年的快乐，最后，但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都能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