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寿县教育局教研室 李明星 原载 寿县教育信息网 　　这是个很陈旧的话题了，上世纪80年代，知青部落曾以他们沉重的苦难和传奇的经历，写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并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流派——“知青文学”。如今当那些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山乡草原的知青们已渐趋老境，知青文学也日渐沉寂的时候，我的一颗被知青岁月腌渍的太久的心却越来越感到痛苦和不安。梦里依稀知青泪，觉来明月透窗来。苦难的岁月不能被遗忘，掸去灰尘，把那些浸透着血泪和汗水的日子告诉给后人，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怎样的时代。 一．序幕 　　1975年3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把自己交给了农村。开始了漫漫的知青岁月。 　　清早，我们来到了正阳三小。操场的讲台前，坐满了神情各异，即将奔赴农村的学生，每人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一番动员后，欢腾的锣鼓敲起来，喧闹的唢呐吹起来，我们被簇拥着走向车站。一路上只看到满墙的标语，满街的群众。我的心头突然产生了一种悲壮的情怀：我们是被欢送还是被押解？我们是去开垦理想还是去接受改造？坐上汽车，望着远去的故乡，想着渺茫的未来，初春的风，“把我的泪吹下”。 　　在公社的院子里吃了一顿“最后的午餐”，同学们便三三两两的被前来“接站”的社员领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领着一行三人向我们的生产队走去，天气有些阴沉，望着了无生机的原野，我想起了鲁迅《故乡》中的句子：“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刚到村口，就听见有一位老乡说：“听说我们村里还来了一个高成分的知青”。我很惊讶，人还没来，耻辱就先到了。以后的日子，我好像一直都比其他两个知青矮了半截，歧视像瘟疫一样，很快传遍了大队。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原谅那些怀着偏见，歧视过我的人。 　　当天夜里 ，我们连床都没有，三个人就分别被安排在老乡家里睡。阴暗的房间，潮湿的地面，一切都不习惯。夜里，我被一阵抽泣声惊醒，却发现自己的脸上有两行清泪在缓缓地流。 二．劳动 　　算起来，我在农村也只呆了三年，真正劳动的时间也不长，只干了半年活。以后在公社民兵指挥部又干了半年，再后两年便到一所耕读小学教书了。 　　下放的开始两天， 生产队给我们送了一袋米和一捆菠菜，日子还没有想像的艰难。菠菜吃完了，艰苦的日子开始向我们露出狰狞的面目来。社员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们。收工后，我们就轮流到沟里挖藕。三月的天还很冷，也管不了那么多，卷起裤腿就下了沟。日子太苦了，三个人很快就分餐了，先是有人到社员家里打伙，不久剩下的两人也都各自去想办法了。我们的生产队离集镇都很远，到枸杞8里，到顾家寨12里，到苏王也是12里。平时没有时间赶集，没菜的日子就干熬着，曾在饭里撒上盐，再拌上猪油吃。实在熬急了，就硬着头皮向老乡要一点腊菜吃。那时淮南的下放知青常偸老乡的鸡，拔老乡的菜，寿县的知青好像老实一些，我从未干过这类事情。 　　劳动的半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学到什么农业技术，干的最多的活，就是车水，甩沟泥，挑秧把子，全是劳动力干的活。我们虽然干活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村里也没有亏待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给我们全劳力工分。中途休息的时候，在地上一躺，把草帽往脸上一扣，就睡着了。常常爬了满身的蚂蚁，也不知道。最使我感叹的是，只要干水田的活，早晨一起床也不穿鞋了，掀开被窝，光着脚就下了地。收工后还要自己烧饭，当我端起无菜的饭时，早已是暮色四围，灯火依稀的晚上了。 　　我干过的最累的一次活，是往公社的粮站送公粮。那一次是包工，送一百斤公粮是六工分，我看其他社员都用独轮车一次送两三百斤粮食，我也就借了一辆小车来，学他们上了满满一车粮食。我从未推过小车，听社员们说“推车不用学，只要屁股活”，我就仿效起他们，一扭一扭地走起来。但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我还是推不好。乡间的小路又不好走，多有田缺，一遇到田缺，我就猛冲，有时也过得去。快到公社了，遇到一个大的田缺，我还是如法炮制，但这一次不行了，车子歪倒在缺口处，怎么也扶不正，我就硬扳，结果把车轮给扳断了，这真是雪上加霜，我只好坐在地上干瞪眼。这时有些社员送粮已经回头了，才帮我把粮食运到公社。回家的途中，我浑身像散了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汗水把我的衣服全湿透了，还没到家，看到一处水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跳下了水。回家后我病了，一躺就三四天。 三．民兵指挥部 　　75年的夏天，我被抽到了公社民兵指挥部。那时毛泽东“全民皆兵”的思想还统治着大地，每个大队都设有民兵营，公社设有民兵指挥部，平时也就管理管理市场，处理处理纠纷，从没有开展过大规模的民兵训练。民兵指挥部的队长是当地人，粗野，蛮横，没有文化。逢集的时候，就是他耀武扬威的时候。戴着红袖章，从集的这一头晃到那一头，吆五喝六，骂骂咧咧，搡搡这个人的肩膀，踢踢那个人的的篮子，动辄把赶集卖东西的社员带到指挥部训斥一顿，甚至罚款，没收东西。还曾经把打架斗殴的社员吊在指挥部的房间里，让我们上去打。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也不得不学坏了。我骂过人，也打过人。其实对社员动粗的时候，我是很不情愿的， 但没有办法，因为队长在逼我们。 　　在指挥部我做过一件惊险的事——抓犯人。某大队一个好像姓代的不务正业的人，偷盗耕牛在逃。此人平时就好偷鸡摸狗，毁人菜地，社员们既痛恨他，还惹不起他。有消息说，他当时正在颍上县鲁口子贩鱼。接到消息，公社就派了连我在内的四名人员前去抓捕。怕人手不够，公社又从下面抽调了四名基干民兵，组成两个小分队，兵分两路，前往鲁口子。为了壮壮声威，公社给我们发了两条没有子弹的旧步枪。我们是步行去的，一路上倒也吓倒了不少社员。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正阳找了个小旅社歇下来。第二天一早，赶到了鲁口子，没敢直接到鱼市场去，先到当地的民兵指挥部请求协助。当地的指挥部就派了两个人同我们一起到菜市场去侦查，发现他在，就悄悄回来部署抓捕事宜。像当年阿Q在土谷祠被抓时似的，我们一行五六个彪形大汉迂回来到了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罪犯身边，冷不防将他掀翻在地，并迅速捆起来。他的鱼被倒掉了，筐、扁担带到了当地民兵指挥部。那时已是初冬季节，罪犯穿着一双没有鞋带的破鞋子，一件破小袄，腰里系着一条草绳，冻得浑身发抖。根本看不出是个称霸一方的恶人。押解犯人返程的途中，小队长从罪犯的口袋里搜出了几元钱，分给了我们，说这是补助。第二天还是由我和另一个人，扛着那杆没有子弹的旧步枪把他押解到县看守所，他几次要解手，我们都没有同意，怕他跑了。 四．教书 　　 76年的春天，我回到大队当了一名耕读小学的教师。在小学，我担任过语文、音乐、体育教师。一所小学就六个人，六个年级，等于每人包一个班。忙是很忙，但总比劳动要轻松了许多。我的拼音很好，从此就一直带一年级语文。每天和拖鼻涕的孩子们打交道，除了教学，还要负责给孩子们擦鼻涕，系裤带、鞋带，削铅笔，纠正握笔的姿势，既当老师又当妈，但日子过得很开心。后来我曾以一首小诗纪念我的民师生活：“草顶泥墙户牖空，衣衫褴褛聚童蒙。书声嘲哳听禽语，笔画横斜辨蟹踪。堂上嗫嚅疑木讷，课余叱咤竞豪雄。学生也会为师苦，瓜菜零星馈道穷”。 　　 我的嗓子还不错，所以，我又承担了六个年级的音乐课，那时每上映一部新电影，总会有一只电影插曲流行起来，我就教他们电影插曲，像国产片《难忘的战斗》、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卖花姑娘》、《血海》、印度故事片《流浪者》等插曲都成了我的教学内容。这种方法很受学生欢迎。我在教唱前，总要先示范演唱一遍，歌声常常把附近的社员吸引过来。即使没有登台演出，我的“男高音”的美名也在当地流传甚广。 　　 这期间我还以农民身份分别被县文艺宣传队和地区文艺宣传队抽去参加演出。回来以后更是声名大振，知道堆坊大队有一个男高音。其实我被抽出去演出，大都因为我会乐器，偶然也参加男声小合唱。76年冬天粉碎了“四人帮”，区里要排一台节目庆贺一下，我又理所当然的被公社抽去参加排演。我们公社的主打节目是讽刺江青的独幕话剧《红都女皇》，还有几个小节目。到区里演出的时候，我有些曾经沧海的优越感，又由于年少轻狂，没有把那些业余的文艺爱好者看在眼里，又自行加了几个节目，一会儿来一段笛子独奏，一会儿来一段二胡独奏，直把那些台下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甚至还惊动了那位演《红都女皇》的演员，私下打听我是不是淮南下放知青。演出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小学继续教书。那位“红都女皇”还真的找来了。我记得那是个阴沉的下午，我在沟边刷碗，远远走来了一位女性，我的眼不好使，看不清是谁，快到身边的时候，她发话了：“怎么，不认识了吗”？我这才看清是她。问明了来意后，知道是来请我到她们大队去指导文艺排演的。我根本不认识她，再三拒绝也拒绝不掉，还是和她去了一趟。后来知道她也是一位民办教师，是我们邻村的。再后来，她曾几次带她的学生到我们学校表演，我从未回访过。第二年我考取了大学，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以后听说她到外地打工去了。 　　教书的两年里，我有时间了，常利用周末到朋友那里，或闲聊，或钓鱼，或赶集，有时也偸卖一点口粮。我们那时太穷了，还都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万般无奈，怎一个“穷”字了得！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同去卖口粮，各自找到了买主，一番砍价还价后，都成交了。碰头后，一人大呼：“我吃亏了”！问是怎么了？他说买主少给了五角钱。那时五角钱对我们来说还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就责怪他，还是个高中生，连这点账都算不过来。他委屈地说：“两个三位数，不排式子叫我怎么算”！我们两人大笑不止，他也尴尬地笑起来。 五．考大学 　　77年秋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凿的消息，要恢复高考了。一开始我只是找了几本书带到乡下去，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很快发现，不少人都请了假回家复习去了。离考试还剩一个多月时间，我也请假了。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切都感到很茫然，不知从何抓起。论基础，我们比起“老三届”来，要差很多，就选择了文科。我的语文基础还可以，就把语文基本放弃了，逮到政史地死背，再就是做做数学题。考试时已是冬天了，我穿着一件旧的短大衣，进了考场。生死一搏的大考，我好像也并不太紧张，只是搜肠刮肚地想着、写着。几场下来，感觉还可以，也没有多想，又回乡教书去了。春节前，终于接到了通知，我被录取了。 　　过了春节，我回乡收拾东西，准备上学了。平时对我们比较冷漠的老乡也开始亲热起来，这家请，那家接，连着吃了几天。临走时，我把不用的东西都送了人。坐上了一辆手扶拖拉机，离开充满了我的血泪、汗水和耻辱的大队。像来时一样，眼前仍是萧索的村落，了无生机的原野，面有菜色的农民。在拖拉机的轰鸣声中，乡间的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现：烈日下的农田、暮色中的村舍、月光里的池塘……拥挤的集镇、赶集的人们……还有泥墙草顶的教室，衣衫褴褛的孩子和一个充满朝气的演唱着一首首电影插曲的男高音…… 　　别了，我的苦难的老乡，别了，我的水样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