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春山淡雅，夏山苍翠，秋山明净，冬山沉稳，四时之山，如人之一生。[/B] 　　己亥年秋夜，风中有暗弱的寒点直冲脸颊，像那些茅草轻轻拍打低沉的山体。我们一行五人沿八公山脉之四顶山崎岖山路向上攀登，秋山明净，尘土已不再腾空而起，黑暗中尾随前行，各走各的，毛毛月挂在中天，山下庄户人家也已早早歇息，留几盏灯火在那些淡淡的树的疏影里，山上是黑黢黢的，亭台廊阁在月光下散布着一幢幢黑影，站在钟楼上远望，月光是慈爱的，笼着远方那座千年城池，水是看不见了，船尾的灯盏在今夜也一同淹没在喧阗之海，寿州城好像停泊在神祇的手心。站在钟楼或站在塔上，可以作一番遥想，今夜策马的人，远航的人，都在山中巨眼的温情里安睡，只须秋风轻轻一吹，那些不倦的人，他们怀古的伤病就会康复一些。山人在古灯青卷旁打盹，时辰也不早了，也无须今天完成永远的业课，山顶的楝树，串串果实像是在月光下呈现孤独，其实也不是孤独，自古以来，树有果，山有树，城有山，相依相因，“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一叶落而知秋”，月光下有朣朣黑影，倾身上山，俯身下山，似乎在秋光里看得更清晰。 　　秋山明净，貌似中年时光。淡雅的春华和繁茂的枝叶尽去，在秋光中感受到微茫来，好比干净的容器里一粒秋尘的动荡一样，要沉下来却又不甘。于是站在“峻极之山，蓄圣表仙”的四顶山上，在秋夜或者秋暮时分，山上楼观，山下城池依稀别业，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目睹这一切，心胸广大，却又悲悯起来，如果恰好这时，有几缕炊烟升起，祥云暗落城头，空静中无依无靠，眼前是空阔的流水。 　　东坡先生就是此刻黯然前来，让这座名山多了些寥落和怅失。 　　名分的有无，似偶然也是必然，此不是名山恐无名山了。 　　1、 　　东坡先生1071年（熙宁四年十月）舟入八公山中，并写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这首七言拗律，东坡先生诗中，拗律很少见。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吴鹭山、夏承焘等合编的《苏轼诗选注》中有这样的注释和按语，“颍口，在安徽省颍上县西正阳关，正当颍水入淮之口。寿州，今安徽寿县。”按语云：东坡晚年曾草书此诗，并题云：“予年三十六，赴杭倅，过寿作此诗，今五十九，南迁至虔，烟雨凄然，颇有当年气象也。”虔，今江西赣州。苏轼晚年谪海南，由此过大庾岭。 　　据州人方敦寿先生《淮畔名镇正阳关》一文称，正阳镇曾被称作东正阳。《读史方舆纪要》载：“淮水在颍上县南三十里，又东三十五里即东西正阳镇也。挟淮据险，为古来之津要，今商旅往来皆辏集焉。” 　　从淮河流经寿州的流向来看，淮河在寿州正阳关段是南北向的，然后威严向东北，到达八公山之西南。寿州的正阳关(东正阳关)扼淮、颍、淠三水之咽喉，承接湍急的流水，又在939年前从文化之河——颍河迎来这颗“晶莹绚烂、光芒四射的巨星”。 　　颍河是条古老的河流，发源于中岳嵩山，迤逦东下，流经河南登封、禹州、许昌、临颍、周口、安徽界首、太和、阜阳、颍上汇入淮河，为淮河第一大支流。也是历史上文化滥觞之地。从苏轼的《出颍口》以及《泛颍》等诗来看，颍河应该成为他南下的重要通道。苏轼在颍州所居留的时间远比在寿州的时间要长，一是因为颍州有同道欧阳修，二是他在颍州做过官，对颍州和颍州西湖都留下了多篇诗作。 　　东坡先生留款中的“予年三十六，赴杭倅，过寿作此诗，今五十九，南迁至虔，烟雨凄然，颇有当年气象也”云尔，倒是给我们出具了两种思维的方向，一是寿州之地，特别是诗中提到的“淮山”，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二是八公山与大庾岭有什么相通之处。 　　寿州位于淮河之南，八公山之阴，地处江淮分水岭。八公山，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主要活动地，这儿曾集中了大量当时国内的一流知识分子，博大精深的《淮南子》也是在这里诞生的。与八公山连在一起的寿县，当时叫寿春，与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如淝水之战等连在一起。八公山历史上有淮山、楚山、淝陵、北山、寿春山之称，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其山势绵延，一脉四十峰，处处景致迷人。被誉为“八公仙境”、“峻极之山”。八公山瑰丽神奇，不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 　　但从东坡诗的前前后后分析，当于其政治生活的流变以及此生如萍寄的动荡有关，八公山海拔不过200米，作为横亘淮北平原的南北屏障及中原遗脉地理位置来看，应该让我们对它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吴均的《八公山赋》，“南参差而望越，北迤逦而怀燕”，从西汉设淮南国开始，寿州即成为中原连接吴越的重要区域，两代淮南王的政治生命不少是与怀柔吴越而息息相关。 　　1071年，苏轼三十六岁。这一年春天，他自判官告院改权开封府推官，上神宗书，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遂力求外补。出为杭州通判。秋冬间，过陈州晤子由，同往谒欧阳修于颍州。于十一月到杭州任。“通判”一职为五代后，为了防止州郡势力太大，不听从调动指挥，在州郡设通判，作为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也就是留款中的“倅”。从“波平风软”到“烟苍茫”等语可以看出，这与他“力求外补”但心在庙堂的心境有关，寿州虽离中原不远，但自此而下，前程未卜矣。 　　纵观苏轼一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以后进入仕途，曾任密州、徐州、湖州、杭州、定州等处地方官，中年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晚年一再放逐于惠州、儋州、廉州、永州，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年五十九”，绍圣元年甲戌(1094年)，“挈小子过与朝云于十月初至惠州贬所”，过大庾岭，此地为贬官最南，大雁过此不复南，越大庾岭，故人久立而远远不见了。与23年前，同为秋天事。 　　2、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自序中这样说，“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对每一个现代人个体而言，一般会认为清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腐朽，远不比唐虞，近不及明代，总之清朝离我们最近，包袱也就最重。对寿州城以及八公山中的故事来说也是一样，不论是楚考烈王迁都“寿郢”、两代淮南王，还是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人们对寿州的疑问很多，史料上疑点也很多，最大的疑问是，淮南王炼丹八公山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与刘安死于非命的史实形同天壤。于是乎人们在八公山中或者在寿州城里所见所闻会与头脑里的古城印象发生反差，找不到对应。有位网友在秋游日记中写道： 　　[B]城墙除了沧桑已经给不了我宏伟壮观的感觉了，经历数百载风雨摧损剥蚀，硕大的城砖上烙下了岁月斑驳的印迹，给人一种破败的感觉。登上城墙举目四望，但见淝水自西北蜿蜒而来，几乎紧贴着古城墙的墙根往东南流去，河道不宽，水势平缓，苏轼《寿阳岸下》中“街东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绿钱生”的情景在此刻是感受不到的，倒有一种零落空洞、曲终人散的意味。那条河也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罢了，它真的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吗？[/B] 　　类似这样的疑问看起来是非常好笑的，一方面历史像一个弹性很大的玩偶，可以抻着，也可以捏着，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寿州的史实以及八公山中的影像多少还停留在“知其然”的阶段，所谓“但见淝水自西北蜿蜒而来”，这样的描述是错误的，淝水与一般河流相比是比较奇特的，它不是发源于淮河，内陆径流使然，所谓“平地起波澜”，它的流向是自东向西流的，比较奇怪，有史家对河流进行研究，认为河水西流地，“民顽而不化”，“民风强悍”，不知道这是否是谶语。 　　庚寅初春，我一个人来到八公山中，天色阴沉，山风呼啸，朦朦胧胧，在视物不清中，前方的淮河在平畴中呈现出灰白的一横。曾经“短棹”欸乃，这时候只能悉数收进春风。我在山头坐下来，坐在枯黄的茅草之上，山野的小花在草丛里闪耀出生机。 　　遥望山中宝塔以及掩映绿色中的“升仙台”，那儿就是生命的制高点和文化的高地吗？山下房舍历历，在山坳里背山面水，特别是房舍四周的梨花点点，田野里耕作的农夫，让我觉察到这座山和这座城的内在基因和始末，心里面到底有些“微茫”的感觉，我也一样有些困惑，两千年前真有史书上写的那种文化气象吗？ 　　好在春风多情，让我的想像力在此刻丰盈起来，枯瘦的群山一下子变得丰润起来。山体犹如八公山石一样层叠疏朗，山色暗黛，山下屋舍与墙篱，在我的大脑里如同文人画般，它古拙、简约，似是轻轻掭墨，在黄宣上缓缓勾下一笔，此景只有州人君法先生的山水画《苍山忆事》最可比拟。其画题记云： 　　[B]据晋书记东晋谢石等人战败前秦将领梁成，乘势水陆向北继进。前秦王苻坚与弟苻融登寿阳城头观望，东晋军阵容齐整，将士威武，又北遥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苻融曰，“此亦勍乱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此乃吾国历史上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其以少胜多之结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由此典故而来。古寿阳今谓寿州也，吾兴而登城北望古战地，意趣来也。甲戌张君法[/B]。 　　君法先生的画固然有师从、亲传，也与他山中悟道有必然关系，山水淋漓，盖由天缘。敏锐多情而旷达，人生如寄，此与东坡所见“淮山”相仿佛。江苏画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张文俊称张君法山水，“苍茫浑厚，元气淋漓，有一种幽静深秀的艺术境界。”看《苍山忆事》暑天亦有寒气矣。 　　近年来随着《淮南子》研究的加强以及六安王刘庆墓的发掘，淮南和六地的汉墓研究以及八公山区位研究日益深入，名山文化的研究也日益突显，关于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的文章也日益增多。“那时候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曾将大批江南居民迁到江淮之间来。”(姚治中《淮南王刘长父子风云录》)姚治中的这句话，让我们对两千年前的寿州的气候条件产生了推测的兴趣，但不论人口迁徙还是客游到此，恐怕寿州的南北交汇地理位置是一大原因。淝水之战中，寿州成为南北战争的交汇点，淮河之南，八公山之阴的寿州古城，正处在中国南北分裂的界线上。 　　宓子，姓宓，名不齐，字子贱。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鲁哀公时任单父宰，为政三年，单父大治。宓子贱治单，善于用人，功绩卓著，为后人传颂。据民国本《单县志》记载，宓子贱的坟墓在凤阳寿州以南60里铁佛岗，以前有块石碑，上边刻有：子贱为鲁使吴，死于道，因葬焉。 　　廉颇，赵之名将，与王翦等人并称为战国四将军。长平之战后，廉颇免职回家，后受多方排挤，投奔魏，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颇担任楚将后，没有建立什么功劳。他说：“我思用赵人”，意思是我还是想被赵国复用。廉颇晚景是郁闷的，也是凄惨的，最后死在楚国郢都寿春。 　　不论是“为鲁使吴”的宓子贱还是仍“思用赵人”的廉颇，无论向南还是向北，八公山中的情形总不能让人有冲淡的情绪，岗丘低沉却岚气勃郁，一步山行就有一步古色，所有八公山旅人共识之。 　　春天的群山，多雾、多雨，风劲吹而失之悠然。坐在高岗之上，只见四野烟霭密布，远观丛榛葱郁，近看却黄绿相杂，长河宛转，今天依旧从千里之外向东流缓，春水涨了，麦苗青了，森森日头隐于烟岚之上。“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村落里，梨、桃、杏、李，枸杞刺，还有不知名的花儿、叶儿，迷濛着山峦，山间野稚朴楞腾飞，隔岸鹧鸪重叠的鸣叫，坐在山中，头脑里却有荷戟独徬徨的孤愁感。在山水渐次清明的时节，两千年以来的山中停留，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楚起来，“炼丹”的有无，“升仙”的有无与山之实体有重大关系吗？倘若炼丹事宜成立，为什么《招隐士》(淮南小山作，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门客的共称)很唐突地呐喊，“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呢？既然是智性之山，服药升天的具体动作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吧？ 　　我顺着这种思路遥看与山水相隔不远的寿春城，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眼看到完整的城恐怕已不多见，春天，城池四周城柳、菜花映带左右，这座顺着山势重又突兀起来的城池，在旷野上，在天空下，护城河水、周围的城墙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多少与八公山有关，如果八公山中不可久留，就让我们踏着春天暮色，且不惧猕猴、熊罴，山钟辽远而清晰，就在月光的城里做一场山中的梦吧。 　　3、 　　寿州，作为历代封国或诸侯的治所，其国治、郡治、州治、县治都与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优势有关，而“淮南”或“八公山”从文化层面上只是留存在人们大脑中的文化符号，与现在的行政区划并不能等量齐观。比如上文所述的“凤阳寿州”即是一例，寿州在明、清两代“隶凤阳府”(《寿州志》)，“八公山”作为山脉，横看成岭，绵延几百里，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历史踪迹也无从准确寻觅，与其喋喋不休于那些归属问题，不如横、侧、里、外对这块幽深土地进行深度考察，因为文化本就不是一个疆界的概念。“硖石晴岚”本是寿州外八景之一，现在隶属淮南市，但从整个文化的根系出发，属于哪儿并不重要。 　　对八公山形、山体、山情的勘测，能由此生发出对区域文化的联想，八公山中的文化之旅，会给我们一些文化的启示，比如我们对寿州窑的研究，敦厚而不艳丽，是不是与八公山文明中的审美趋向有所吻合，“淮王鱼难养也”是不是与淮南王刘长父子性格有所牵连？因此我们坐在寿州城中任何一个角落，推开北窗所遥望到的八公山，时时都会给我们以启迪，唐人万楚诗云：“人说淮南有小山，淮王昔日此登仙。城中鸡犬皆飞去，山上坛场今宛然。”“桐柏乱流平入海，茱萸一曲沸成潭。”读到此诗，心里或就一喜，我家就在山脚下，潭水轻流过吾庐，幸矣哉! 　　《寿州志》以及姚治中等人的学术文章都为寿州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八公山名山文化的发端与楚王考烈、两代淮南王活动息息相关。巧的是庚寅年深春，顺着楚相春申君的遗踪南下吴越，在普陀山梅福禅院，“寿春梅福”竟赫然于眼前。梅福何人也？读《梅福禅院碑记》让人惊诧： 　　[B]普陀之古称梅岑者，得名于西汉隐士梅福仙翁，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为严子陵岳父，汉成帝时为南昌尉，尝以大将军王凤专权，不计安危，上书弹劾，后值王莽乱政，汉室将亡，遂弃家遁世，飘然于吴越山海间，其居山隐修之处，即今普陀梅岑峰巔之梅福禅院也。 　　庵内灵佑洞“清波泓然，大旱不竭”，世称“仙水”，即梅翁炼丹遗迹。清代学者许琰有诗赞曰：“青林长秀蔚，苍林故纡回。井地犹存汉，山岑尚姓梅。抱忠徒海窟，避世且云隈。千载真冰玉，桐江亦钓台。” 　　梅福庵创始年代无考，明万历间，普陀寺禅寺如迵禅师于旧址重创，中书陆宝来游，以先贤名讳不宜直呼而易名“梅仙庵”，总后杨宗业误为梅花之仙，乃题“仙葩古迹”。清康熙间，更名“梅岑庵”，清乾隆间，僧照祚、通喆率心恒、心观、源德重修，光绪元年，普济寺住持隆璋，率徒妙昌为之重新殿宇，与隐秀、白华、海岸、磐陀、净土并称“前山六大房”，名重一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法运濒危，本庵为山中唯一僧尼居所，孤灯续明，足堪纪念。公元一九八0年住持妙公筹资修缮，新塑华严三圣，西方三圣，地藏大士、十八罗汉诸像……二00一年起，复重大殿，重铺明堂，翻修东西厢房…… 　　古迹春颜，兰若重光。千载百年，历历在旁，谨刊贞石，以光先业，以垂永久。俾诸后人继往开来，传灯无尽。[/B] 　　这段碑文至少传达这么几层意思，一是普陀山虽说是佛教圣地，但并不是自古而始，“庵内灵佑洞‘清波泓然，大旱不竭’，世称‘仙水’，即梅翁炼丹遗迹”，寿春炼丹之风传之远矣。二是梅福禅院“本庵为山中唯一僧尼居所，孤灯续明，足堪纪念。”梅福及梅福禅院在僧众中的位置之高不言而喻。三是寿州的梅姓人家早在两千年前就存在了，它成为回民大姓那是后话。 　　这段碑文中最值得质疑的是“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此九江乃九江郡。 　　公元前195年，(刘邦)除掉英布，刘长成了淮南王。当时淮南王领有秦代庐江、九江、衡山、豫章四郡，约相当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的江淮之间，是横亘在中原与江南间的一道屏障。刘长恣意张扬、飞扬跋扈，违抗朝廷命令，被汉文帝刘恒判为“流刑”，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时年25岁。刘长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安、刘勃、刘赐和刘良。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将王侯的领地分封给其子孙，淮南国一分为三，刘安为淮南王，都寿春。《淮南王刘长父子风云录》 　　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谋反事泄，自刭死，葬于肥陵山下，淮南国废，复置九江郡，治寿春。(1996年版《寿县志》) 　　梅福(公元前57年-33年)，字子真，西汉九江郡寿春人(今安徽寿县)人。其父梅彩为西汉名儒，杜门训子，梅福因之少得其学，少年就读于长安，因精通《尚书》、《穀梁传》、《春秋》等，初为郡文学，后补南昌尉。(时洪平编纂之《寿县历史文化丛书•人物英华》) 　　普陀山各大寺庙均依梅岑山所建，环岛公路名曰“梅岑路”。(未完，图为普陀山梅福禅院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