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晚，左起：赵鸿冰、李春鸣、韩庆成、谭五昌、李安棣、我）

到了年底显然是需要回顾一下，2013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溜走，我说的“无声无息”并不是说一点动静也没有，而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发生。生活就平淡地过平凡地过，如果想把2013年大致准确地连缀起来，其实很难。因为2013年跟2012年相比，我的生活并没有大的改变，时间也就是在这720天里连轴转着。2013年开始我写过一篇“寿州琐记”（“寿州琐记”是我在《今日寿州》报副刊开辟的专栏）名为《清白可人，金泽传世》，我记忆中的2013年就是从寿州“黄心乌”（民间也称为“黑叶白菜”）开始的，我的回忆从一棵白菜开始，试想想这一年多么平淡呵。

1、游走

检视以外，再放眼周遭世界。变化还是有的，年末一个雾霾四周的晚上，我从城内到城外散步，箭道巷——这个本世纪初改造的巷子（2000年夏，那儿老停电，所以我印象深）沦为小吃、饭铺一条街，当然这里也有十几家古董店还有画室、音乐室之类，但是傍晚和夜间，人影晃动的多数是为口腹而来，寿州的街巷多数 是为这个层次服务的。寿县一中位于箭道巷北尽头，新校建成后，从这里搬到城外，一座偌大的学校如今也就空空然，好在这阵子又开始灯火通明起来，据说是县委党校已经搬迁到这里，这样的决定也是对的，至少大光先生捐赠的“春晖楼”不能白白地就流失掉。一中隔墙就是二中，二中部分班级依然在这里，有学生，门前大寺巷的小饭馆就会开业，牛肉汤锅就会冒着热气。一碗牛肉汤5块比其它地少2块钱，但分量都会心知肚明，“味精至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对面的书店也没有往日的火了。高考真是个怪现象，大家奔着分数而去，只要有分数什么点子也都想了，也就是说为了迎考，迎合学生的需要，什么样的辅导书都会有的，什么“金卷”“银卷”品种花样太令人眼花缭乱了。

当年西大寺巷西尽头因为道路拥挤，扒了两边的房子，那一栋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扒了去，时过几年，那栋没扒尽的“半边楼”还矗立在那里。我私下问，“老房子扒的快，违建房还在，这是什么道理？”，知情的人说，“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讲的真好，不问。不问我就转个弯折向南，走进北过驿巷，当年北过驿巷“网吧”多，那场面真红火，除了几家饭馆就是网吧，学生们半夜翻墙头来上网，5块钱包夜，我写《一步寿州一天涯》写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小雅先生按住不给写，怕污了寿县的脸面，怕有损城市道德文明的水平，其实是多虑了，哪儿都一样，网吧泛滥也只是一个时期，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时期，现在再看北过驿巷，网吧依旧有，但大没有往日的气象了，因为网络和电视一样已经成为古城家居的一部分了。年轻人已经不乐意在网吧玩了，要玩还是KTV，有需要就有市场，过了东大街就是南过驿巷，短短五十米，三家KTV，设施一家比一家先进，人也不少，都是从北过驿巷网吧赶来的，音响是真响，在外边听赛似高音喇叭。这一带住户算是享受“福利”了，各种“走音”都有耳福听。三家贴近的KTV出现，也还相安无事，没听说闹出什么大事来。事实上古城生态就是一个“混乱中的平衡”，虽然人口密集，也没有出现特大的恶性交通事故或其它的恶性案件，还是比较和谐的。

南过驿巷，有一处景点叫“三眼井”，就是井圈上凿有三个眼，为什么不是一个“眼”，非得弄三个“眼”，想想还是有道理的，过去投井的多，想不开就投井，一投井，井就废了。这口井放在人口杂处的公共地方，不防不行。把井眼弄小小的，投不了，让再苗条的人也投不了。像今天这样的晚上，三眼井处没有人，也没用盖板，这一想，咦，古人还真聪明。确实聪明！这巷越往深处走越是黑暗，有一家炒货店开着门，门前搭着雨篷，雨篷低矮都顶到人头了。南尽头是一家理发店，有两三个顾客。再往前走就是棋盘街，棋盘街正对着县委大门，如今也是人去楼空，整个的全迁到城外了，享受现代化办公环境去了。出了南过驿巷向东就是老寿州说的“县委会”，过去这里是“考棚”，我在“琐记”《寿州考棚》写得真清楚，考棚的来龙去脉，包括城墙上的文峰塔我都有说明。其实“县委会”正中过去有一条东西向的巷子，叫天妃宫巷，天妃宫巷北还有几处专祠，其一就是咸丰年寿州知州金光箸专祠，金知州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人，至少我是很欣赏这一类人的，我专门写了一篇“琐记”《为民请命刚愍公》，有人问“刚愍”是什么意思，刚愍是金光箸死后的谥号，刚是刚毅，愍通“悯”，有悲悯的意思，能同情老百姓，能考虑到老百姓，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那儿我是不去的，什么也没有，那儿除了往日头头脑脑发号施令，文山会海，即使是遗迹也没有什么值得凭吊的地方，如果自己是个官或因工作的失误造成了内心忏悔什么的或许应该去检讨一下，对我而言就不必要了。那里的树木花草就任由历史掩埋吧。我向西横穿棋盘街来到“状元街”（其实叫“状元巷”更合理一些，状元街的状元可不是孙家鼐，那是宋代的焦炳炎，这个我也有“琐记”，大家可以参阅），状元街有什么，还是一个“吃”，也有几处老房子至今还住着孙家的后代，应该是“东十房”建筑群的一部分。出了状元街往南就是南城墙，在雾霾的背景下也算不得萧瑟，城墙上照例有人在散步，有几个学生竟然在城墙上过起生日来，蛋糕放在城垛上，男生女生相互打闹着，还有些青春气息，看到这个我就联想起贾樟柯拍的电影《小武》，因为古城又不是哪家的，是一代一代人的，寿县城墙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能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出了城门就是“春申广场”，对春申广场我不置一词，我只讲广场边的一棵梧桐树，这树留下来了是英明之举，我还专门写了“琐记”《寿春古城需要树》，“新安晚报”一则报道说某棵无主之树挡在路中间，多年解决未果，今年果然解决了，我留意了一下处理办法，这则报道用了这样一个词——“移走”，是移植，没用“砍”“锯”“砍伐”等，证明社会是真的进步了！南门口车也多人也多，几个人合伙在敲锣鼓，那声音也忒单调了，“米、索，米、索、米”反复敲，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力气活，每天坚持这样敲，坚持这样听，我不敢讲这就是音乐。

冬日的寿州，喧闹的时光也不过在晚六点到七点半之间，到了八点，各大饭店灯光已歇，超市门前的自行车也就稀疏了，这时候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顺着路灯指引的东大街，在雾霾天气里，我就想，这日子真奇怪，这么单调的生活，人类竟然过了几千年，眼看就是年底，街上面的年轻后生并不知道时光的无情，他们在“金色维也纳”或“歌宴”嚎他们的青春梦想，或那个中年女子依旧在卷饼的摊位上在微弱的灯光下做着自己不得不做的营生。其实一切都很平淡，后生们在狂欢散场时也一样平淡得有些惶恐。生活大致都是这样的。

后记：我对年末一次周游的记述本不能代表在全年中的行走，但至少表明了我的一种想法和思路。这座古城在当今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初古城保护的想法又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变异，比如“移址迁建”“复建”，某些建筑推了建，建了推，有些甚至一推了之，形势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半拉子”工程，这些都与我们当初的观点和想法相悖的，讨论城市发展的功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保护有保护的理由，拆迁有拆迁的道理，有时候很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事情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往往还是始料不及的。我想善良的读者应该能判断出来古城志愿者的良苦用心，虽然他们的声音逐渐消沉下去，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作为。

2、读书

读书最能还原一个人平静的本性。跟写作一样，2013年，重回读书生活，填补了我一段无聊的时光。读书，让我有很多事要做，做过去无法完成的“大事”，读我过去无法阅读的书籍，当然这些书籍除了纸质以外还有电子的、影像的，深入读书让人感觉其中有取之不竭的宝藏，深刻理解“不读书，曷为言？”这句话的道理。就拿我在于2013年所写的44篇“寿州琐记”来说，如果没有现而今的信息量，也无从对有关历史进行进一步的探研的，这些琐记，大部分来自读书的心得，从过去的寿州文本而言，有关史实线条和脉络是清楚的，但从深度来看，从这些资料的真伪来看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就拿《寿州考棚》作例来说，写考棚就不能不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及其在抡才方面的利弊，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13章《传统的儒家文明》中提出中国稳定性的机制，就是公开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同时他又强调“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它却只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学习和准备的阶层”。对照寿州这样的蕞尔小城，确实如此，寒门子弟，要入世，要取仕，要发挥社会价值并拥有社会地位，科举考试是一个不可多得途径，但限于小城经济现状和教育条件，又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中国古代，学子们要想完成学业，要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最高级的考试还有殿试。从地域考量，寿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但从内部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明清时期，寿州考生有远在西乡的马头集、南乡三觉寺，甚至还有地跨淮河以北的阚疃的考生，交通、食宿各个方面都向考生们设置了障碍。再一个寿州的官学容留量实在是有限，每逢考试都限定的州署那个狭小的地方，而清代，寿凤两地考生已有两三千人（当年寿州、凤台两县同城而治），府试和院试所有考生要赶到凤阳府，这样算来，最远的考生，要走400里地，情形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官府有这样的决定，加上孙氏乡族的鼎力支持，在寿州设府试、院试考场，确实是解决了一件大事（要说明一下的是，“寿州琐记”篇幅有限，没能细致地分析当年的情况）。

因此，把很多事情联系起来看，寿州孙氏也确实不简单，在艰难之时，孙氏一族总是站出来伸出援手，甚至是毁家纾难，“善有善报”，孙氏出了状元，我认为绝对不是偶然的。高拜石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写了两篇有关孙家鼐的琐记，《帝王师——孙家鼐持正不阿》《批卖国土说——再记寿州相国》两篇都对孙状元有极高的赞誉，另外《清类稗钞》等书籍中也对孙氏有比较高的评价。

我这里只是举一例说明读书的妙处——融会贯通，如果不是深度阅读而只是生吞活剥，注定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另一个妙处就是作读书笔记，2013年我做了10万字的读书笔记，零乱地记在笔记本上以备不时之需。否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一个问题的判断似乎有这么回事又拿不准，“印象”这东西是不可靠的，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不对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下来，哪一章哪一节，查对就方便了。2013年，为了写张野塘，我不仅看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还重新阅读了原著《牡丹亭》和《桃花扇》，以一个话题为中心，分叉去阅读，获得了很大的信息量，这也是一大收获。比如说我在写《督办和创办》一文时，阅读了不同版本的中国教育史并且相互比对，增加对我的论点的说服力。除此之外，我也阅读了一些“闲书”，读那些过去无法卒读的书籍，《非诚勿扰》节目主持人孟非曾说没读完一本俄罗斯的书（当然这有可能是谦虚的说），另据《新安晚报》专题“名著将我击溃”，看来外文书籍确实是难读，读书和写作一样需要艰深，可是我读完了曾将人击溃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连那些歇斯底里的独白和陈述都看了下去，完整地看一本书和大致翻翻远不是一个概念，读完一本书确实是一次耕耘与收获的过程。最近在读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我很有信心能将它完整读下去。

3、写诗

说到平淡，不能不说我在2013年写的诗，李春鸣先生曾就我写的《六月的窗台》作过评论，说《六月的窗台》是我的分水岭。最近几年我基本写不出《六月的窗台》那样的情致款款的诗歌了。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事理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没有曾经的朦胧和天真，我也承认“机巧”性的东西越多诗歌就会越少。我在2013年将写过的诗歌整理了一下，大约有两百多首，时间集中在2002－2005年，而近年来的诗歌越写越散淡，越来越追求古典诗歌的“平远疏放”一路，追求大写意，总之机巧会越来越多，诗也越写越短。其实我不写或少写诗歌已有好多年，重新拾起诗歌，是女儿去南京上学这段时间，也许是我的眼界开阔了些，对诗歌和诗意的区分要明白一些，对生存与写诗之间的交叉部分理解深刻了一些，海子在获得人民文学诗歌奖的时候，梁小斌很有微词，说人民文学奖颁给两位精神有问题的人是错误的导向，同时他还说，“如果因为写诗而活不下去不写就是了”“不必做诗歌的烈士”。但现实是梁小斌生病了，无钱医治。

我甚至觉得人在不同的年龄应该有不同的诗观，人在25岁左右因为写诗而活不下去尚且可以理解，若到了知天命以上还那样恐怕就不对了，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诗人不管境遇如何，首先要会写诗，没有诗这一切都不存在了。12月3日，我见到了著名诗人谭五昌先生（李春鸣北师大研究生期间的老师），他从北京赶来给寿县一中学生讲诗歌，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见，谭先生为人坦诚自然，没有骄矜和迂腐气息。他看了我在手机上的《小粉桥的秋天》，我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坐在清真寺右手的“全羊馆”那不太明亮的房间里，喝酒、抽烟、吃螃蟹，一切都相当随意。晚上一齐唱歌，谭五昌唱了一首《映山红》，他的保留曲目，他是江西井冈山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