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四顶山庙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鼎盛时期河南江浙一带香客都来朝拜。这一传代表沿淮文化的民间盛会原本可以成为展示寿县两个文明建设成就的窗口，但是近些年因为种种原因而停办，让广大群众颇有怨言。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把庙会继续办下去，办出特色，办出品位，办出影响力，办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名片”，这是很好的建议。其实，寿县四顶山庙会可以办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平台，把寿县境内的非物质文化包括寿州锣鼓、正阳关肘阁等等，乃至安徽省境内的非遗产品都可以集中展示，让人们在游历名山大川的同时，更多地了解到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以往的庙会充斥着假货、低俗、混乱等现象，是因为在引导方面出现问题，政府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缺乏市场化运作手段，一句话，政府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其他的交给市场交给企业，这样就OK了。 以下转一篇文章： 庙会，非遗的摇篮 文/周志军 最初，庙会是盛行于我国民间的一种宗教祭祀仪式，是一种宗教观念在广大群众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很久以来，庙会只在拥有庙宇的地方举办。这样，庙会便总是与风景名胜联系在一起。而游览名胜也自然而然成了人们逛庙会的目的之一。庙会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人们的热衷、向往和喜爱以至于趋之若骛。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当然，庙会之所以引人入胜，其原因还远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庙会中融入了很多民间、民俗艺术和技艺。这些民间艺术、民间技艺能够使备感生活紧张、艰辛的人们得到一次放松和缓冲。在这里，那些喜爱民间艺术的人能够得到愉悦；那些乐于购物的人们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孩子喜爱的，老人热衷的，女人心仪的，男人酷爱的，大抵都能在庙会上得到满足。而那些民间技艺则每每都能给人们带来“令人称奇”“大开眼界”的“稀罕物”。难怪有诗说：“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本文就庙会的社会作用，以及庙会对繁荣当地经济的价值，促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非凡意义，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我省庙会状况 　　我省的庙会由来已久，虽然其形成的准确年代已无法考证。但，大体上可以确认兴盛在辽金、及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其中，历史比较悠久，规模相对大的有三处，一是兴于辽金时代的义县奉国寺庙会。那时，每逢春节庙会就会香火鼎盛起来，游人如潮，热闹非凡。奉国寺庙会从九十年代初恢复庙会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六届。二是丹东的凤凰山药王庙会，从清代起，这里便形成了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前后的三、四天中的药王庙会。是时，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到此观光旅游，人们逛庙烧香、听曲看戏、经商购物莫不快意。另一个是鞍山的海城庙会。据考：海城庙会创始于唐代，兴盛于清代，庙会的名目繁多。根据鞍山文物志的记载：解放前，海城境内在庙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拥有寺庙道观300余处。根据考证，其中较早的三学寺、大悲寺始建于唐代。海城的关帝庙、城隍庙在众多的寺庙、道观中较有名气。历史较近的有兴盛于清代的沈阳北市场庙会。还有最近几年内开始恢复的锦州古塔庙会、锦州“观音诞辰”庙会、丹东元宝山庙会、抚顺宝泉山善缘寺庙会、大连永清寺庙会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些年来，一批新兴的庙会也揭竿而起，如：沈阳的棋盘山关东庙会、盘锦的新春文化庙会、朝阳凤凰山传统庙会等。 　　二、庙会经济的兴起 　　我们欣喜地看到，眼下庙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并付之行动了。庙会这一社会现象被更多理性的人称之为“庙会经济”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君不见：在沈阳已沉寂百年的皇寺庙钟声在２００５年的春节再次响起，数以千计的人走上皇寺庙会的平安桥上，祈求新的一年祛除百病。好奇的年轻人将硬币投入小小的方孔，击中福禄寿喜吉祥钟，此情此景，令人感觉仿佛回到了３００年前的沈阳北市场。最发达的北京庙会，今年又因为闪现了许多新亮色，而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历史悠久的厂甸庙会和地坛庙会打出了“怀旧庙会”的招牌，听京戏、拉洋片、喝茶汤、跳财神……几乎所有京味文化都可以在此觅到踪迹。在厂甸，“京西古幡乐”“运河龙灯”“五音大鼓”“老北京吆喝”等濒危民族民间文艺，把游客拉入历史岁月。地坛庙会则推出仿清祭地表演。不仅如此，还请来了著名的民间艺人，向游客讲述老北京的民俗历史，豆汁、焦圈等老北京小吃摊的人气也格外兴旺。有权威人士称，近些年庙会的红火，主要得益于更加鲜明突出的民俗文化特色。而南京夫子庙则以大型灯展引来百万游人。花灯市场３００米长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曾数度出访欧美的扎灯老艺人陆有文扎制的金荷花灯，汇集了剪、刻、扎、染、裱、糊及刷金技艺，既显精湛工艺又极具富贵特色，一上午就卖出１００多盏。天津古文化街的“贺新春、逛古街”民俗游庙会同样游人如织，秧歌小品、舞狮队、传统曲艺、抖空竹等活动纷纷登台亮相。成都大庙会成了民间绝活的集锦会，光是看一下项目单就可想见其繁盛和趣味：民间表演有川剧变脸、吐火、四川清音、金钱板、杂耍；传统手工艺品有蜀绣、面塑、糖人、剪纸、竹雕、风筝、皮影、木偶、花叶面、民族乐器、川剧脸谱…… 曾为年味寡淡而神伤的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老先生今年找到了开心的感觉，他说：“今年的年味比往年活泼多了，从北到南，年节文化和传统庙会开始结合起来。” 很多人逛庙会不光是为了玩，更是要体会过年的喜庆气氛。在北京地坛庙会的小吃摊前，一个女孩端着盘炸灌肠，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站脚来吃的地方，她向身旁的奶奶抱怨：“怎么这么挤啊？”奶奶却说：“这才像过年呐！” 庙会还具有民俗教育功用。在沈阳皇寺庙会上，一位让５岁儿子骑在脖子上的爸爸告诉记者，之所以冒着寒风带孩子来看中国式摔跤表演，是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知识，而不是天天沉迷于电脑游戏和电视节目。08年的正月初九，烟台为期三天的毓璜顶庙会拉开序幕，塔山庙会也如期举行了。鼠年新春，回归传统、民俗味越来越浓的庙会让市民过足了逛庙会、怀旧情的瘾。同时，也让商家和举办单位赚了个盘满钵溢。他们深深地尝到了“庙会经济”带当地带来的可观效益。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龙潭庙会，和地坛庙会的盛况吧：伴随着喧天的新春锣鼓，热闹非凡的第24届龙潭庙会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河北狮舞中幡、山东鼓子秧歌、抚顺满族秧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花会队的精彩演出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来自伊朗通讯社的霍什拉吉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两个女儿更是拉着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演员拍个不停。在以鲜明的传统民俗和民间风情为特色的地坛庙会上，热烈喜庆的腰鼓歌舞、古老神秘的“仿清祭地表演”……都吸引着外国记者们的“长枪短炮”。我省丹东的元宝山寺庙群落，每年的庙会活动都特别频繁。有正月十五的天官庙会、正月二十九的火神庙会、四月二十八的药王庙会、七月十五的地官庙会及规模最大的三月二十三天后宫庙会。 　　在凤凰山的历届庙会中，1985年、1993年两年，是恢复庙会以来最兴盛的两次庙会，这两年的最高日人流量多达十一、二万人。由于上会人数多，每年县、市公安系统都要组织大量的警力对庙会游人进行管理和疏导。1993年是出动警力最多的一年，大约有300余人。这一年，来自外地的文艺团体共有三十四家，整个庙会犹如一次盛大的文化艺术节。2004年，县政府鉴于密云元宵节发生踩踏伤亡事件的严重教训，强令禁止举办庙会。1984年以来，县政府每年都发出禁办庙会的指示，但，各村举办庙会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除了1987年和2004年停办以外，仍自发地举办了多庙。 　　庙会，本来就是民间自发带有一些约定俗成含义的产物。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能由政府出面，甚至出资举办了。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开明，历史的进步。丹东党校的赵琳琳就曾向政府建议：把元宝山的宗教宣传出去，让宗教文化成为元宝山的神秘面纱，很好的途径就是开展丰富多彩的庙会活动，在庙会活动上安排各式各样的祭神仪式，一方面让人们把眼光聚集到元宝山，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利用庙会把元宝山的旅游资源宣传出去。用一个点带动一个面来发展，成本小，收益大，让人们养成这样一个思维习惯：丹东的庙会就是元宝山最好，养成经常逛庙会的习惯。有人聚集的地方，才能造出声势来，元宝山上才能有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庙会除给摊贩以及周边的商家带来可观的收入外，也给举办单位带来了不小的收益。记者了解到，仅仅正月初九当天，毓璜顶庙会就吸引了三万多市民前来参观，而塔山庙会接待游客也超过四万人。业内人士推算，由于毓璜顶庙会两道门票就需20元，加上其它消费，每位游客一趟下来的花费一般不少于30元，因此各方面的收入不在少数。除了门票收入，摊位租赁也是庙会的主要收入之一。由于“庙会经济”日渐红火，因此庙会的摊位几乎不愁商家入驻。 “庙会经济”的兴起绝非偶然。一九八七年，就有仲春明的《中国的庙会市场》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比较详尽地分析了庙会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作用。2004年更有张萍所著《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发表。 　　三、庙会这块“地儿”着实是块宝地 　　自开展非遗工作以来，令人们感觉最头疼、最复杂的课题就是如何传承。传承，一是要发展传承人，二是要完善传承手段。现今，我们都知道艺术是一种商品了。既然是商品，就需要相应的市场和购买力甚至广告的支持。一谈到传承，我们就都感叹起来。一来感叹传承人老，二来感叹传承人少，但我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也就释然了。我我们都知道，自改革开放后，在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使我们的非遗项目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环境。所有的非遗项目，都是在民间进行交易的。尤其是那些绝技、绝活，大都是在庙会、集市、路边或穿行于街市上完成交易的。可眼下，高雅的古玩店里容不下这些“下里巴”；集市上又没设他们的摊位；如今的庙会也日渐衰落；穿行街市，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们承担不起。想靠“绝活”吃饭的艺人们自然走投无路。因此他们只好纷纷忍痛弃行。丧失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让他们热衷于传承，现实吗？谁会把这赚不到活命钱的绝技、绝活传给人呢？谁会学这养不起家小的绝活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必须“收复失地”，必须重新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而庙会何尝不是它们最好的生存空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断定，振兴“庙会经济”才是这些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的希望所在呢？其一、庙会是非遗项目拥有者兜售自己艺术和技艺的最好场所。庙会上穿行不息的人流是他们生意之源。在其它场所看不到这些“宝贝玩艺儿”的人们，大抵在庙会上，才得以一赌这些“宝贝玩艺儿”的风采！其二、庙会可以包罗万象，大抵可以包容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是展示非遗项目的平台，又是实现非遗项目价值的市场。我们都知道纲举目张的道理。那么，我们如果紧紧地抓住庙会这个纲，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可以得到市场，进而得到宣传，实现价值。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技艺，传播生产技艺，当然就不在话下了。其三、眼下，国际也看好了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不争的事实。我省的故事大王谭振山出国了。我省建平县的剪纸不但赚钱了，还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凭借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居然创造了年收入200余万元可观效益。沈阳的关氏皮影被邀请到德国表演。我们的东西之所以被外国人青睐，是因为我们的非遗项目“出名了”，庙会，是可以打造“非遗”品牌的，是可以让更多民间艺术技艺蜚声海外的。由此，我倒是蓦然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辽宁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那么我们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没有必要成立“外事部”把我们更多的非遗项目介绍到外国去呢？ 　　庙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万花筒，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载体。我想借用一个比喻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庙会如同一个摇篮，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这个摇篮里的婴儿，每个非遗项目都可以在这个摇篮里得到滋养、发展。如此看来，有了这个摇篮，就拥有了非遗的“产业链”，壮大这个摇篮，就强化了非遗这个“产业链”。抓住庙会，搞活庙会，是不是可以说，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找到了一个扛杆，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呢？ 　　当然，能否把我省的几个庙会办成地区文化经济的一个响铛铛的品牌，取得市场化的突破，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笔者认为，一是要有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二是要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理念整合庙会项目。三是要在几大庙会的举办时间上做好规划，做到“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庙会文化”“庙会经济”成为我省两个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大亮色。 　　现在，一些欧美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中国的农历春节了，我们的庙会能否在中央文化产业改革精神指导下，像环球嘉年华一样走向世界去展示我们的文化？眼下，我省的庙会活动方兴未艾。笔者十分期待我省的庙会能在各地政府明确的理念指导下，兴盛一方，造福一方，并努力在几年内，率先走出国门，创造出“环球嘉年华”一样的业绩，创造出吸引全世界眼球的“环球庙会”。如此说来，无论从搞活地区经济的角度，还是从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重新振兴我省的“庙会经济”都应该是上上策。就是退一万步讲，要行之有效地保护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庙会活动对促进非遗工作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