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遽变革的年代，新时尚日新月异，旧风俗随风远飏。我们时刻都会被抛出固有的生活轨道，也只有在此时回眸凝望之际，我们才发现，那些原本熟视无睹的乡间民俗恍然间竟变成了一幅幅温馨淳美、风情旖旎的风情画，从此让人梦游魂牵、一咏三叹。 　　我的故乡正阳关，淮河中游南岸的一个千年古镇。千里淮河自河南桐柏山出发，穿山越壑，经丘陵洼地，以吸纳百川的力量，从上游裹挟着“七十二水”，在这里自西北向东北拐了四个将近90度的倒“几”字大弯，积水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骤然形成一条宽阔的主干流，浩荡东去。当年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出为杭州通判，一出颖口，面对着水天相连的广阔长淮，顿觉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写下了千古名篇《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也恰在这个倒“几”字大弯上，从南部大别山迤逦而来的淠河和穿越西部沃野而来的颍河，一前一后注入淮河。清澈的淠水和淮水，形成了清浊可辨蔚为壮观的场景，淠水注入淮水的地方就叫“清河口”；而颍水与淮水交汇的地方，因水上起沫，又叫“沫河口”。 　　正因为“长淮三面八百里，七十二水通正阳”，把正阳关带进了千帆竞发、物丰人富的繁华年代。明清或更远的年代，这里成为鄂、豫、皖三省二十四县商品集散中心，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各地商贾接踵而至。明成化元年（1465年）在此设立征收税赋大关，直属户部管理，“正阳关”因此得名。全国有“两湖会馆”、“浙绍会馆”、江西、山西、河南等十五省在此设立会馆，英、美、法、德等国派人在此传教行医，七十二座寺庙遍布古镇各个角落，人口最多时达八万之多。不仅有“小上海”的美称，还有“皖北秦淮”的名声。 　　我虽未见过正阳关当年的盛景，也未曾谋过大小西门和诸多码头的面，但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来自蚌埠港、阜阳港、南照港以及河南省淮滨港的一列列驳船、一群群白帆从波光潋滟的远处驶来。宽阔的河面上，帆樯林立，绵延数里，炊烟四起，人声鼎沸，灯火辉煌，通宵达旦，热闹非凡。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轮船码头依然通宵达旦，十分热闹。码头上站满了翘首以待接亲戚的人，打着马灯的店家匆匆奔跑着，招揽着旅客住店。候船室门口，一锅锅烧的疙瘩瘩的杂烩锅，里面虽没有了大鱼大肉，还有豆腐、白菜和血晃，生意依然红火。 　　虽经过了1954、1956年两场大水的冲击和浸泡，镇上多数房屋已倒塌毁圮，还有些幸存的古建筑，仍可见当时正阳关市井之一斑。古镇沿淮河从西北向东南蜿蜒逶迤，风格各异的南北大街、圈门街、三元街、新街、后街、木匠街、断街等57条街巷向东南西北延伸。街心青石铺路，中间石条车辙深陷，默默无声地向人们述说着古镇繁华兴旺的昨天。大街两旁，明清民国时的商铺、民居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玲珑别致的亭台楼阁，鳞次栉比；照壁、天井、石桥、假山、太平缸、火焰山、考究的门楼及灵兽等随处可见，煞是壮观。房屋的结构也多是辅梁辅柱，镶嵌“三雕”，绝不不亚于皖南徽州民居，屋面比之皖南瓦椽上的“干插瓦”，还多了一层望砖，既美观又隔热防潮；砖砌的墙体，与寿州城里“里生外熟”的墙，也大有不同，牢固美观；商铺多前点后作坊的格局，门前干净整洁，各具特色的招牌和幌子，一个比一个显眼，招摇过市；街巷和深宅大院桑枣榆槐、椿皮楝柳，枝叶繁茂，花香诱人；断壁残垣上湿漉漉的，长满了青苔，开满了牵牛花、扁豆花、葵花，爬满了南瓜、冬瓜、豆角秧；蝴蝶、蜜蜂在上面飞舞，蟋蟀在砖缝中歌唱，时不时地还会蹦出一只蛤蟆来，逗得孩子们追着、逮着，引来阵阵银铃般的笑声……，人们依旧还能嗅到古镇特有的味道。 　　镇上人也多以经商为生。我家居住在古镇中心的圈门街和新街子口，四邻街坊从圈门街西往东来有：刘家水锅、翟家豆腐店、杨家牛行、黄家鱼行、清真宰牛组、鲁家师傅、杜家师傅、张家理发店、刘家竹器店、周家豆腐店、甘家糖坊、黄家酱园、袜子店、麻绳店、菜市、杂货店，还有一个幼儿园。我的发小和今天的一些同学都住在这里，吃饭端着碗满街跑，你叨我碗里的一块菜，我喝你碗里一口汤；夏天纳凉，哪家地方宽敞、凉快，都一起往那凑，挤在一起听大人们讲牛郎织女和聊斋的故事；一家有事，四邻街坊都第一时间赶来帮忙；卫生轮流值日，有个小木牌，传到哪家这天就有哪家负责，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在“辖区”高喊“穷锅门，富水缸，防火防特防小偷。”这在今天看来仍不失有借鉴意义。 正阳关因水而生，因水而盛，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闻名沿淮的“二月十九迎水寺庙会”，还有怪异热闹的“中元节盂兰会”只是听说未曾见过丝毫。倒是对端午节划龙船和元宵节灯会，还有些印象。 　　那是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前的时候，我已有四五岁。端午节那天，轮船码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码头上泊着几艘不同颜色的龙船，旌旗招展，龙头有一站立击鼓者，龙尾有一掌舵人。只听一声令下，众划手在锣鼓声中，呼着号子，手持划桨，往前猛划，远远望去，其速如飞，场面极其壮观。最先冲到终点，便是引人注目和喜出望外的获胜者。接着“抢鸭子”开始了！就见在鸭子的脖子上划一刀，扔河里。刹那间，人声鼎沸，“扑通！扑通！”水性好的男子一个个跳下水去，鸭子被弄得昏头转向，拼命拍打起翅膀。这时候，站在船上或岸上的观众大声呼喊，示意捉鸭人鸭子逃向何处、在附近还有另一只鸭子等等。那鸭子虽鼓足了劲头，在水中左闪右避，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捉。 　　这个活动的意义后来才知道：赛龙舟“起于越王勾践”。他卧薪尝胆，终于报仇雪恨。而在雪耻过程中，他五月五日成立的水师起了重要作用。他这种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不少人，后来人们为了仿效他，以五月五日划船竞渡以示纪念。屈原死后，人们便把端午赛龙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了一起。而“抢鸭子”，寓意为“龙飞凤舞”，象征着以后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在鸭嗉上划一刀，再洒上盐，鸭子因疼痛放入水中会拼命扑腾，增加“逮鸭子”的难度。那几年，正阳关虽经过两场大水的灭顶之灾，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元气还没有丧失殆尽；另方面，用现在的话说，灾后恢复，重建家园，也需要发扬不怕困难、团结一心、奋勇向前的精神，而龙舟竞渡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至于“文革前”的正阳关灯会什么样子？不怎么记得了，倒是听了老人们不少绘声绘色的描述。那时，正阳关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发达，造船业、排业、搬运业、水运业、渡口业、渔具业、木业、竹业、铁业、五金业、鞋帽业、衡器业、印刷业、药业五花八门，一应俱全；加之有客货码头多处，码头搬运工人近千人，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十九迎水寺庙会”都要玩灯。“文革”十年浩劫，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彻底封杀，正阳关灯会也难逃厄运。1976年“文革”结束，沉寂了多年的正阳关灯会，在人民揭批“四人帮”的热潮中，重又焕发出青春。那年正值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有幸目睹了“原汁原味”的正阳关灯会。 　　那天晚上，人逢喜事，天公作美，月明风清，是个玩灯的好日子。一里长狭窄的街道两边，挤满了四乡八集来看热闹的人。此时，正阳关万人空巷，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好不热闹。长长的灯会队伍，从南街搬运站发灯，在镇委会门前宽阔的街面集中表演，到北门外木匠街拐结束。一般情况下，便于行进的灯在前，精彩的灯安排在中间或靠后压阵。排灯开路，最前面是学校的“军鼓”“秧歌”“腰鼓”“连厢”紧随其后是造船厂“狮子灯”、 木器社“杆连灯”、街道的“抬阁”“花鼓灯”“犟老婆骑犟驴”“大头娃娃戏刘海”、竹器社“龙灯”，水运社“旱船”、建筑社“高跷”，铁器社“穿心阁•四老爷打面缸”和搬运站“肘阁”各有特色，完全符合“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原则。玩灯的队伍，足有半里长。为防拥挤影响表演，每盘灯都事先做好了围栏，有年青力壮的人护卫，作为预防事故的安全措施。 　　那次灯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抬阁•三打白骨精”“穿心阁•四老爷打面缸”和“高跷”。抬阁上，唐僧师徒四人、白龙马、白骨精、山川河流、亭台楼阁，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在多人的簇拥下，“前进一步九寸二，后退一步八寸八，两目平视观六路，耳听八方心不惊”，“提脚轻似风，落脚稳如钟”。面抹铁飞的四老爷，手拿酒壶，骑在类似跷跷板的独杆轿上，一起一落，上上下下，做一些滑稽动作，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高跷”更为出奇，足有丈八高，休息时就靠在房檐上。有的扮成戏剧人物，有的扮成神仙鬼怪，手执扇子、旱烟袋和彩绸，既有单人表演，也有集体对舞，既惊险又滑稽，引得人们翘首仰望，欢声雷动。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重头戏——肘阁。“水泊娘娘震四洲”“王三姐赶集”“打樱桃”“打渔杀家”“孙悟空打金钱豹”“青蛇白蛇爱许仙”，在月光、烛光和灯光的辉映下，伴着锣鼓和笙箫笛管的“细吹细打”，更显虚无缥缈，美能美奂。当肘阁过来时，顿时，人群骚乱起来，人流像潮水般地涌向近前，想看个究竟。好客的店家和主人要接灯，将事先准备好的鞭炮点燃，并将包好的香烟和糖果高高举起，并挑逗表演者尽情展示技巧，费一番周折前来摘取，以示感谢和犒赏。 　　玩灯的人都是街坊邻居，自娱自乐，特亲切有劲、快乐有趣。那次我的亲友都参加了灯会的组织与表演。那时玩灯不像现在，大街上光线很暗，只有街面上微弱的灯光和烛光，玩灯时“戳灯影子”，有种看不清、摸不透的神秘感，使灯会的味道发挥到极致。所以人们撵着肘阁上的小演员看是真人还是假的？ 　　说到正阳关，人们自然会想到远近闻名的“三子”：蒿子、蚬子和鳭子。正阳关的“蚬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蚬子”，以清水河口和上游溜子口为佳，呈“匕首形”，肉质细腻，鲜美异常。鳭子比鹌鹑小，是一种水陆两栖候鸟，每年春天才在正阳关周围的芦苇荡、蒿子丛内出现十八天，卤好的鳭子皮嫩骨酥，是一道下酒美味。我虽常吃蚬子，也见过卤鳭子，但“打蒿子”可是亲力亲为。 　　春季当蒿子长出之后，邻居们便会三三两两相邀去孟家湖“打蒿子”。那时我还小，跟着姐姐和邻居们一起，早早地起来，带上干粮和水，过南船塘，翻南堤，再走两三里路，从清河口过河，穿过一片芦苇荡，沿着蜿蜒的林中小路，向湖底走去，那里是盛产茎又短又粗又嫩的蒿苔“坐地炮”的地方。孟家湖辽阔寂静，树木茂盛，芦荻丛深，“叫天”在空中歌唱，野鸡、野兔在草丛、树林中飞舞、跳跃，逗得我们追啊、撵啊，好生快乐。 　　这蒿子对正阳关人来说，可有救命之恩。三年自然灾害时，等不得蒿子长出嫩芽，连蒿根子都挖出来做糊糊和蒿饼子吃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蒿根子，吃了养孙子；蒿苔子，吃了养儿子。”人们把它视作延续生命、传宗接代的宝贝。我想现在好多不孕不育症，不知多吃蒿子，是否有效？史书记载，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吃春”的习惯。所谓“吃春”，即是人们取那些先得春风的最鲜最嫩的东西来尝新，象征着新的一年的开始。皖西人的吃春之物，既有荠菜、头刀韭，也有竹笋、香椿头之类，但人们用得最多的则是野蒿。皖西野蒿的精品在寿县，尤以正阳关孟家湖的蒿苔为最佳。孟家湖水来成湖，水去成滩，湖地肥沃，加之春风能够浩荡，细雨能够广播，所以蒿苔长得又壮又嫩，蒿香浓郁，迥异于别处，为蒿中上品。后来孟家湖好多地方都种上了庄稼，蒿子生长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也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去过孟家湖“打蒿子”。但每年蒿苔上市时，我是不会忘记一定要买些回来，自己品尝或馈赠给亲友。 　　纵观一些地方的兴衰，与一个地方人的聚散和交通条件密切相关。大水不仅冲垮了古镇，也冲散了人气。跑水反，许多人家去了淮南、蚌埠、上海等地，水退后十有三四就留在那里谋生了，为什么现在这些地方正阳关人多？就是这个缘故。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周边乡镇还没有发展起来，正阳关的人口和生意还算兴旺，也常有各种现场会冲着正阳关的吃、住条件常来这开，镇上卫生也很干净。那时我们的父辈也正当年，儿女也正值谈婚论嫁之时，又逢知青返城工作高峰。那几年每逢春节，儿子媳妇、闺女女婿皆牵手来过年，大街上依然人山人海，走不动。此后老人先后谢世，“水桶箍”散了，女孩子找对象也多找外地的，成了“飞鸽牌”，人气渐走下坡路。后来陆路交通彻底取代了水路交通，正阳关就如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通车后的裕溪口一样，很快失去了她昔日的繁荣与热闹。 　　而那些一直如影附形、如水就岸般承受着我们的乡风民俗，忽然烟消云散，把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赤裸裸地抛撒到一片苍茫之中。故乡再也没有旧时的大街可徜徉，再也没有能放风筝和大家一起纳凉的地方，我的街坊邻居、同学发小也天各一方，河边、井台、大堤上也无人在摆“沙龙”，再也看不到白帆片片、惊涛拍岸，再也听不到淮河纤夫铿锵的号子和造船工人抡油锤、拉大锯哼唱的歌谣，再也看不到四乡八集推着独轮车、肩挑手提“上关”的热闹，迎水寺也只能寂寞地躺在那里，让人们睹物思情，想那“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后有渔歌”幽雅怡人的环境，仅存的三座城门、清真寺、时家祠堂、徐公亭几处文物古迹，也像冯骥才先生所说的那样：像一个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失去了昔日对话的伙伴。乡情渐渐远去了！ 历史可以不要我们，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要历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些熟稔的风俗，就像一个游子怀念家乡，也像鱼儿怀念河流、鸟儿怀念树林、虫子怀念草丛。现在，故乡正一天天改换着她的模样，我离故乡也越来越远，如同人眼将花一样，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次次地吟诵李白的诗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只有在想家的时候，一遍遍听着阎维文的歌曲，期待着家乡月来抚摸我的头，家乡柳来拉住我的手，让乡情淡淡融进杯中酒…… 2017-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