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史上风云突变、波澜起伏的1927年，对高语罕来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一年。年初，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随后，赴汉口任《民国日报》总主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即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社论，猛烈抨击、呼吁打倒蒋介石，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①。 “四•一二政变”当日，高语罕与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4月18日，武汉政府任命他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因时局变化，高语罕赴任途中折回武汉，出席中共“五大”。6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因讨伐段祺瑞有功，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较近，特聘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此时，他还兼任第二方面军党团书记。后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第五方面军第3军朱德为团长的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500余人外，其余第11军第10师、第24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都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2万余人。 　　汪精卫公开“分共”的时候，他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措辞严厉，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高语罕在半秘密状态下随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离汉赴九江。7月23日，贺龙部队来到九江，他同谭平山等人积极争取尚在党外的贺龙参加起义。 　　7月24日，“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贺龙商量对策②”。第二天，叶挺、叶剑英、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只小船上，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贺、叶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下了起义的决心。会议决定贺、叶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结，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这次会议史称“小船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6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27日晨，张国焘途径九江，即召集还在九江的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他鉴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要求重新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当即遭到一致反对。后因情况紧急，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前委遂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 　　7月30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开会，严令贺龙、叶挺将部队撤回九江，通缉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等。接到叶剑英密报，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高语罕即乘车赴南昌。车到德安，他的学生75团营长孙一中已在车站迎候。到了南昌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 　　8月1日上午，参加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革命委员会布告》以及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等等，这些文告都是语罕起草的。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十一、二十军共三个军。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兼代。“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原本拟任语罕为秘书长，后来由吴玉章出任此职。继议任语罕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又因谭平山反对，由郭沫若任此职③。” 　　起义部队根据预定计划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高语罕随军南下，他同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8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军中“八仙”。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二十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在离开汕头的这一天，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周恩来派人找到高语罕，说：“现在有一件事，要请你到香港跑一趟，与张发奎、黄琪翔接洽联络。你马上收拾行李④。”他乘坐的船开的时候，岸上又响起枪声。潮汕兵败的消息没等他的船靠岸，就已经传到香港了。 到香港后，他才知道张发奎已离开香港赴广州，后来张发奎虽派来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阮啸仙又通知他香港也不安全，情急之时偶遇杨匏安弟兄，邀他到澳门暂住。经请示军委同意、安排去了澳门。在杨匏安家小住时，高语罕认真反思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10月份，经过深思熟虑他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并表达了个人对中央最近政策的意见。《意见》成为总结、研究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予批评、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他们心知肚明，一旦入苏，就会受到清洗，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口予以回绝。至此，高语罕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等待他的将是多舛的命途。 　　1928 年初，高语罕回到上海，被中央编入他的学生蒋光慈任组长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1929年12月，因和陈独秀、彭述之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但他的政治信仰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做进一步准备功夫，”“分析以往革命的失败，计划将来的进攻。” 　　自1928年至1936年，高语罕潜心研究学问，连续出版作品20来部。其中，著作有《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青年书信》等，译著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费希特：《知识学》、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经典》等。高语罕这时的读书和写作生活，差不多天天在恐怖中，天天在准备搬家，平均三个月搬一次家。他已出版多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此社会上一些反动势力都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老妖精” ⑤。八十多年以后的2011年，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胡为雄先后在《北京日报》、《学习时报》上连续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应是高语罕》、《高语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等文章，高度评价高语罕在中国革命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的先驱作用；继而又和刘思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二十世纪上半叶三位代表人物述论》中，明确指出高语罕不仅影响了众多青年革命者，而且直接影响了另两位代表人物艾思奇、胡绳。在哲学界掀起了一股“高语罕热”，届时，几乎全国的理论刊物和网站都作了转载。 　　淞沪抗战爆发，高语罕没有袖手旁观。他和丁玲、施存统、陈望道、王礼锡等成立著作者抗日会，发表宣言，要求全民抗战，反对政府不抵抗主义，拥护第十九路军。他在《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中，特别指出“人民大众的心理向背是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权谁属的唯一因素”。1936年冬，著名报人陈彬和邀请高语罕前去《申报》（港版）帮忙担任撰述。一两月后，时局的变化影响了高语罕的文字生涯。他的文章被人弄得驴唇不对马嘴，他的文字工作完全变成一种奴隶生活。他非常痛苦，不顾生计中断，对陈彬和坦言：“我的许多老朋友大半都为革命而牺牲了，有一些现在还关在牢监里。惭愧得很！十年以来，偷生海隅，实在对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们！只有一点政治的人格与良心，还没有出卖。现在要我出卖我的良心与人格，那就无异于戕害我的生命。请你原谅，我此后不能给你再做社论⑥。” 　　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久已澄清的心情又被搅动起来了，他不愿苟活在香港，做忘了国的寓公，他要载笔从戎，遂决计回国。高语罕从香港回到南京，看望了刚出狱的陈独秀，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0年不见的叶剑英，还听说去年朱德到南京，旅京留德同学开会欢迎他时，他还说：“大家都到了，只缺少老高。”他还托人到上海去找。随后又约期往访于右任，又接陈立夫约谈他对抗战的看法，他陈述了应全民抗战的主张，表示不愿见蒋介石以求得官职，而“愿以平民的资格，用某一点一滴的力量，在社会方面参加抗战的活动……自然，我的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此后一切言行，都集中于抗战⑦”。他先后联系张治中、张发奎，但因蒋介石的阻挠，二张均不敢任用。1938 年初，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胡宗南用飞机把他送到重庆，经黄埔军校同事、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安排，请他做了一名参议，每月虽有一些收入，却是个“不参不议”的虚职。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他心情不爽，却也知道蒋介石永不原谅他，却也无可奈何，为抗战做事的愿望落空。 晚年，高语罕与陈独秀一起在重庆江津居住。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后，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默，在重庆的很多生前好友和学生，也置若罔闻。他撰写挽联：“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还作了一首《哭独秀》的白话诗，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证言陈独秀晚年对于世界人类的前途的信念和乐观，始终一样，毫未动摇。他引用曹聚仁先生的一句话“他至死还是一个正统派的共产党⑧”。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高语罕自己。 　　1945年7月，他应《新民报》社长陈铭德、总编邓季惺的邀请，迁居成都，一边为报纸撰写自传《九死一生》（连载），一边为四个初中生补习功课。这其中就有年龄最小（15岁）的吴敬琏。他对吴敬琏格外看重，评价道：小弟（吴敬琏的乳名）“有心思，有条理，嗜学”。高语罕桃李满天下，吴敬琏可以视为其“关门弟子”⑨。 　　1946年春，高语罕搭乘新民报社租赁的轮船，抵达南京，在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民居内栖身，不求那些做了高官的友人、学生施舍，继续卖文为生。1947年4月23日晨，高语罕病逝。时人惋惜“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同年《民主与统一》刊登了《悼语罕先生》：“语罕先生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一直握笔在手，教育人民，为着光明的未来奋斗。”“语罕先生和他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一样……过的是极困苦的生活。”“他今天虽然逝世，他的精神继续活着。青年应以高先生的人格为榜样，中国才能达到自由与复兴⑩。” 　　高语罕一生，坎坷跌宕，命途多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他身上始终体现着“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八一精神”。他在南昌起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他的名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2017•7•19 注：①③④⑤⑦⑧⑩王军《高语罕传》；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⑥⑨余音《革命先驱高语罕的曲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