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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0-29 10:06: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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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琐忆——司徒越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孙以檬
寿县人民政府派出的救护车耗时间近一天，3个司机人换车不停的驰驱千里，终于把病危的司徒越从上海接回家中。为的是满足县领导和寿县的老百姓和他做最后诀别的心愿，这一天是1990年10月15日。也就在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放了专题片《司徒越的狂草艺术》。
晚8时许，司徒越的老伴和儿孙围坐在他的卧室里观看《司徒越的狂草艺术》。屏幕上的司徒越神采奕奕、生机满满，或挥毫疾书，或侃侃而谈。现实中他只能躺在床上，听着电视里传来的背景音乐以及自己和主持人胥舞梅的对话，当胥舞梅说到：“司徒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位刚正不阿、意志坚强的人。 司徒越极重视继承传统，同时又不拘泥于古法、墨守成规，而勤于探索、不断创新”时，他的脸上浮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里，极度虚弱的司徒越只能躺在床上，时睡时醒，毫无规律，家人和医生、护士24小时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的身旁。
10月21日中午时分，司徒越在睡梦中安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10月23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在寿县殡仪馆为司徒越先生举办了庄重的告别仪式，省、地区、县领导及各界来宾数百人参加司徒越先生的告别式。礼厅内哀乐低回，人们表情肃穆。告别式由县政协主席沈大权主持，县长乔传秀代表县委、县政府致悼词。
10月26日，安徽日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安徽电视台同时发布了司徒越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晚，安徽电视台中断了原定播出的节目，插播了电视专题片《司徒越的狂草艺术》。
司徒越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赶到他的老宅中，花圈、唁电、唁函纷至沓来。
原地矿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的孙大光，在得到司徒越逝世消息后，第一时间携夫人张刚联名发来唁电：
惊闻剑鸣大哥逝世 不胜悲痛 特电悼念 并请家属节哀
在这之前，孙大光寄了本《四味书屋珍藏书画集》①给司徒越。书到寿县已经是10月底了。我到邮局取回包裹。看见邮戳上显示包裹是1990年10月20日，也就是司徒越逝世的前一天从北京寄出的。
当年4月底，孙大光回寿县参加他捐赠的一中春晖楼落成典礼时，还曾去看望正在家中养病的司徒越。同样爱好书法和文物的两个人有说不完话。他介绍了自己捐赠古名家书画和文物给安徽省博物馆，并以获得的奖金捐给寿县一中和堰口小学建教学楼的经过。他说省博物馆已答应将他捐赠的书画、文物出本书。孙大光告诉司徒越，书印好后我送你一本。司徒越高兴的表示感谢。时至深夜，孙大光才告辞离去。
手捧刚收到的《四味书屋珍藏书画集》，看到扉页上孙大光亲笔题写的“剑鸣大哥惠存 大光一九九0年金秋”几行字，我不由得心头一颤：太可惜了，如果书能早几天寄到该有多好。
我赶忙写信向大光叔表示感谢，告诉他书已经收到了，并介绍了父亲病危之际，我们和县领导研究做出仅采取保守治疗的决定。大光叔很快写来回信，信中他高度赞扬了司徒越的人品、书艺：“剑鸣兄（司徒越本名孙方鲲号剑鸣）不仅书法超群绝俗，其为人忠正刚直，早有口碑，吾亦每有所闻，不幸早逝至为痛惜！”对于我们只要求医生减轻父亲的痛苦，不采用过度治疗的决定表示认可：“你们为减少病人痛苦所做一切，均极恰当。”在那悲痛的日子里，大光叔的来信极大地宽慰了我和全家人。
一个多月后，又一本书寄到家中，书名《中国文字狱》，这是作者王业霖送给我的，空白的内页上他题了首诗，并加了几句短跋，言词感人至深：
此书稿未成之时，剑鸣先生多所鼓励，如今书已刊出，而剑鸣先生已溘然长逝，小诗一首聊奠先哲。并寄以檬同志纪念业霖于芜湖 九0年十二月十日
几个月后，王业霖用诗的首句“人间丹凤失司徒”为题，写了篇悼文发表在《大时代文学》1991年第10期。
司徒越的老朋友杨慕启先生从六安寄来一首七律《挽孙剑鸣兄》：
司徒越的妹婿何荣廷精通格律，在看了全部悼亡诗后他夸道：“不愧是张树侯②的外甥，杨慕启的诗是写得最好的一首。”
青年画家谷朝光精心绘制了纪念司徒越的《苍松夕照图》赠我。画面上残阳、苍松一派萧杀景象，左上方题了一首李广嗣先生作的悼诗，诗句极其符合我们当时的心态：
1992年的清明时节，司徒越的骨灰在八公山南麓择地安葬。6月底我赴合肥请父亲的老朋友刘夜烽书写墓碑，碑文由冯林、李克耀拟定，仅有少得不能再少的5个字：“司徒越之墓”，落款是“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和“政协寿县委员会”。（碑上的“1992年10月”的日期是我特意让刘老这么写的）第二天我带着碑文到淮南（墓碑在那刻字），请父亲的一个学生转交石匠。碑刻好后，学生见碑的右侧全是空白，他自作主张、画蛇添足，摹仿刘夜烽的笔迹写了“中国著名书法家”几个字让石匠补刻上去。甚至在碑额雕花处，中间一小块不大的空白他也写了“草圣”两个篆字之让石匠刻上。碑送到寿县，我见到后简直懵了，虽心生抱怨，但看着辛辛苦苦跟车而来的学生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仅告诉他：“父亲生前只愿称自己为‘书法工作者’，你又何必给老师戴那么多高帽子呢？”
35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家乡人并没有忘记司徒越，人们记得他以一篇论文《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为寿县“争”来了“芍陂”(安丰塘)——这个位列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首的“天下第一塘”。1988年，安丰塘成了寿县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它以其宏大的气势、悠久的历史、优美的生态环境化身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的一张靓丽名片。
而说起寿县被确立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也是司徒越挽狂澜于既倒，为家乡做的又一贡献。1986年11月，孙大光从北京打来电话：由于文物保护工作做的不完善，寿县未能进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初选名单。国务院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万里副总理，在寿县的申报材料上“万里批示：有争议，暂未定。”（司徒越日记1986.11.16）县领导心有不甘，既然是“暂未定”，他们就要拼尽全力做最后一搏。
事情迫在眉睫，怎么办？让谁去？难题摆在面前，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司徒越。身患肺气肿多年，天冷时只能待在室内的司徒越临危受命，抱病赶赴合肥面见省长王郁昭。司徒越以省人大代表和考古学家的身份向他阐述了寿县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百万人民渴盼望改变寿县贫困面貌的决心，恳请省政府再次为寿县向国务院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司徒越的言辞打动了省长，他来了个现场办公，“王郁昭便召来文化、城建两厅的负责人。询问了情况，决定再报请审批，明天上午两厅共同研究起稿。”（司徒越1986.11.18.日记）十万火急的事情，没有一点耽搁，第二天安徽省关于申报寿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报告就再次拟就并上报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确认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搭上末班车，赫然的名列其中。
寿县申报中国书法之乡时，司徒越已经逝世20多年了，但他这面旗帜依然高高地飘扬在书法艺术的颠峰。他在书法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就、以及受他影响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寿县本土书法家共同构筑起“书法之乡”坚实的基础。
2013年7月20日，寿县“中国书法之乡”授牌仪式在寿县孔庙大成殿前举行，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授予寿县“中国书法之乡”称号。
司徒越先生逝世35周年之际，罗列这么多陈年往事之后，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要告慰始终关心司徒越的亲朋好友：将司徒越故居改建为书法艺术馆的项目终于正式启动了。
2025年10月12日，我应寿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李锐之邀返回寿县，与弟弟以杨一起和李锐书记、童丽局长（县文旅局）、李凤鑫先生（县古城保护委员会顾问）何涛董事长（县控股集团）、張传年总经理（文旅公司）等人一起开了座谈会。
李锐书记介绍了县委、县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心，以及当前旅游事业火热的发展势头。他说，县里早有将司徒越故居改建为书法艺术馆的决策，现在要开始实施了，所以需先听听家属的意见。我们表示支持，与会的其他人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最终商定，我们提供司徒越故居的房屋，县里成立几个专项工作组分别从事房屋的改造修缮、设计展览陈列等工作。大家都想尽早把司徒越故居改建为书法艺术馆（暂名），为寿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法之乡增添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事情虽然定了，我的心却忐忑不安。因为我深知父亲一生谦虚低调，不愿麻烦别人，如果知道为他建馆，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安心吗？但是，改建故居为陈列馆并非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小事，它终将成为寿县历史文化积淀的一部分，这是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法之乡增光添彩，也是提高古城文化品味的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是这么做深度契合县委，县政府以发展文化旅游事业带动寿县经济发展的大局，从而造福于全县人民。
我深知刚扔掉贫困县帽子的寿县实施这一决策的难度之大，好在万里长征已经迈出第一步，坚持下去曙光终在前头。
最后，再说件和“建馆”有关，尘封30多年、少有人知的往事:司徒越先生逝世后，有不少人自发向各级领导提议应该建个馆纪念他，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建议都没能落实。其中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寿县人余国松先生，当年他身任淮南巿书协主席、省政协委员，早在1991年春季，司徒越逝世不过半年的时候，在省政协六届四次委员会上余国松就写了份提案，建议为司徒越建个纪念馆。
提案编为37号，它被转到寿县办理。寿县人民政府研究了提案后由政府办公室案做出正式答复：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鉴于寿县财政困难，暂时无力修建纪念馆。
今天，当司徒越故居改建为书法艺术馆的决策开始实施时 ，这个消息要尽早告诉那些关心、爱护他的朋友们。
“家祭勿忘告乃翁”， 这个消息也要告诉父亲，尽管他一生低调处事，不喜张扬，尽管他的在天之灵未必能同意我们这么做。
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对此，辛弃疾曾感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司徒越一生历经战乱，解放后又身陷政治泥潭，20余年后才从中脱身。人生的最后十余年，他洗净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焕发精神投身于工作之中，在考古和书法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并以此服务于家乡，造福于社会，因而，他也收获了家乡人民的尊重。
司徒越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再一次证实了尼采的名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注①：孙大光，原地矿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酷爱收藏书画文物，他称自己的书房为“四味书屋”。晚年孙大光将收藏的书画文物190余件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以博物馆所发奖金为寿县一中和堰口小学各建一栋教学楼。《四味书屋珍藏书画集》里刊印的就是孙大光捐赠的这批书画文物。
注②：张树侯，民国时著名书法家，兼擅诸体，尤精篆书与章草，著有《书法真诠》等。杨慕启是其外甥，从小即随张树侯学习古诗词等传统国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