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君，1924年生，六安寿县人，中共党员， 中国电影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4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一直在第三野战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曾任团文工队长，纵队文工团戏剧股长、艺术指导员，师宣传队长，野战军卫生部文工队长。1949年后历任第三野战军办事处文工团长、文艺科创作研究员、第三野战军 解放军剧院编剧，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广播电影电视部专业作家，中国剧协第一届理事，中国影协第三届理事。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夫妻英雄的故事》、《荣军锄奸记》、《 海魂》、《 自有后来人》、《 台岛遗恨》、《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死亡集中营》等。

“文革”中，一次江青到广州视察，在接见群众的座谈会上，有人向她提问《红灯记》最早是谁写的。江青说，最早的人名叫沈默君，一般作家在一部剧中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就很不容易，而他却在一部电影里一下子塑造了三个英雄人物，很了不起，但他是一个“右派”，因此我们不能再提他的名字。

沈默君

“文革”中，一次江青到广州视察，在接见群众的座谈会上，有人向她提问《红灯记》最早是谁写的。江青说，最早的人名叫沈默君，一般作家在一部剧中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就很不容易，而他却在一部电影里一下子塑造了三个英雄人物，很了不起，但他是一个“右派”，因此我们不能再提他的名字。

江青所说的沈默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神秘的赶车人

1957年的冬天，位于黑龙江省的北大荒朔风呼啸，辽阔的荒原被搅成了白茫茫一片。在这雪飞冰冻的大荒原上，有一座军垦农场，几排低矮的茅屋里，集中关押着一些被强迫劳动的“右派分子”。现在天太冷了，别说他们无法出去干活，就连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只得整天“猫”在屋子里。

谁也不会想到，在远处的雪野里却响起了一阵马蹄声。这是农场派出去拉粮食的马车。马车上坐着一个人，身穿老羊皮袄，头戴皮帽，双手插在袖筒里，紧紧地搂着一杆长长的鞭子。突然，马车陷进了很深的洼地里，无论他怎么用力向那匹骡子抽动鞭子，马车丝毫不能前进。在这冰天雪地里，如果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

这时，赶马人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正冒着袅袅炊烟。他如同发现救星一样，急忙向那座小木屋跑去。屋子里住着几名守林子的工人，年长的有50多岁，长着浓浓的胳腮胡子。当他听说来人是附近军垦农场的，立即叫上大伙，一同将马车从雪堆里推了出来。看看天色已晚，他们便对赶车人说，现在已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到农场了，不如等明天雪小一点后再走，回头由他们出面给农场写个证明说明情况。赶车人此时人困马乏，便同意了。

吃过晚饭，赶车人同大伙一起围着火炉取暖。一只酒瓶在几个男人的手中来回地传递着。喝了酒的人们开始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胳腮胡子的守林人曾经是一名北满抗联老战士，他呷了一口烧酒后，用手抹抹胡子，讲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炸毁日军一批准备运往前线的军火，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了解到这批军火的存放地点和运送时间，于是火速派一名地下交通员，将这个情报送往抗联总部。这位地下交通员从偏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住进了一家事先约定好的小旅店。可能是由于日军的搜索和围剿，负责接头的人左等右等未到。等到第三天时，交通员随身带的钱已用光，连吃饭钱都没有了。但按照组织规定，在未见到接头人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这里的。为了完成任务，这位交通员只好饿着肚子等候，到第四天竟饿昏了过去。一直等到第五天，当交通员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头的人终于赶到……

赶车人被这位北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借着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但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子放回了衣袋，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只能将这个故事深深地记在心里。

盼望春天

赶车人名叫沈默君，是北大荒某军垦农场的一名“右派分子”。

说起沈默君这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只要一提起他笔下所写的那些电影，几乎人人皆知。

沈默君，祖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开始在剧团当演员，后来又担任导演、文化教员、股长、文教科长等职。1948年任华野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创作了歌剧《叶大嫂》，小说《夫妻英雄的故事》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三野政治部文化部任创作员。在这期间，他与沈西蒙、顾宝璋合作，创作出了新中国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不久就被搬上银幕。紧接着他又于1952年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根据剧本拍摄的这部电影，同样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一等奖。1954年，沈默君调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任电影创作组组长。1957年他与黄宗江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海魂》。

正当沈默君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雄心勃勃地开始电影创作的时候，1957年那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使他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创作的权利。他被强令脱下军装，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接受改造。但这并没有使年轻的沈默君对生活失去信心，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是无辜的。他认为大潮过后，一切生命都会复苏。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沈默君的心中盼望着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他收集了大量反映东北抗联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

一天，东北一个摄制组到北大荒拍片。当他们架好机器，面对辽阔的大地准备拍摄外景时，从镜头里在劳改的人群中无意间发现了沈默君。只见他腰系一条草绳，正在埋头刨地，从头到脚都是黄土。

当时正是全国电影界全力以赴拍摄“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电影制片厂很需要这样的人才。摄制组回来后，立刻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沈默君尽快出来工作，协助参加献礼片的文字创作。

最终希望成为泡影。直到1961年底，沈默君才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以“监管对象”的身份，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的文化单位从事文学创作。

红灯初亮

1962年5月，沈默君从哈尔滨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

苏里是长影的导演。说起他导演的电影，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陌生。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曾使多少青年向往那火热的生活和美好的青春；一部《刘三姐》，优美的歌声唱遍了全中国。沈默君的到来使他十分高兴，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剧作家，苏里寄予极大希望。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苏里约上另一名长影厂导演尹一青，一同找到沈默君，希望沈默君能为他们“写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沈默君有些为难，自己离开电影剧本创作已经整整五年了，手生不说，对题材的把握心中也没有底，到底哪些题材能写，哪些不能写，写出来后会不会再次受到批判？

沈默君试探着对两位导演说：“艺术上的事我可以把握，但这题材上的事情我可没有底，还得两位给出一个题目。”

从此，只要一有时间，三个人就聚在一起相互商量。艺术的火花在秋天的阳光下相互碰撞着。

北满抗联老战士在冰天雪地的小木屋里讲的那个故事，再一次出现在沈默君的脑海中，唤起了他许多回忆，四年北大荒生活中所感受的人和事，以及自己所搜集到的故事，此时都如同泉水一样地从脑子里涌了出来。一天三人再次相聚，沈默君讲述了那个北满地下交通员的故事，立刻将两位导演深深吸引。三人约定，要写的那个电影剧本就以“北满抗联”的英雄事迹为主线，并相约各自回去后再想一下具体的故事情节。

这天晚饭后，三人相聚再次讨论剧本的创作。尹一青无意中冒出一句话：“未来的剧本中如果我们能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联结在一起，为了一件革命工作，他们把家庭的亲情与为革命的牺牲精神很好地联系起来，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后一定会很感人……”

这无意中说的一句话，立刻将沈默君积累多年的创作素材一下子激活了。回去之后，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那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朔风中屹立着的小木屋，熊熊的火堆旁那个抗联老战士高大的身影，那个地下交通员生动感人的事迹，都一起涌现在脑海里。他无法入睡，翻身起床，一直写到天明，拿出了创作构思。

他要在未来的电影里讲一个历时久远的铁路世家的故事——祖孙三代三个人，妈妈是师母，孙女是参加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烈士遗孤，三代人三个姓……

这时，在这个自动形成的创作小组里，又增加了导演于彦夫。还没等沈默君说完，于彦夫凭着他对艺术的良好感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连连叫好。

在取得了一致认识后，沈默君开始写创作提纲。

此时的思路，如同喷泉一样地向外飞涌，他借鉴中国古代戏曲《赵氏孤儿》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和创作思路，将那位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的故事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与加工，将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构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为着一份地下交通员的情报，与敌人展开斗争的不屈不挠的故事。

几天之后，当沈默君将写好的剧本提纲交给几位导演时，立刻得到了赞同。

根据定下的思路，沈默君与另一位编剧罗静一起投入了具体的创作。到底用一根什么样的红线来贯穿剧本的始终呢？沈默君设计了以一盏铁路工人在巡道时所常用的红灯作为秘密联络信号的生动细节，这即使,即使,即使故事情节紧凑生动，又有一个象征性的物体作为依托，贯穿全剧，宣扬了在革命斗争中以红灯照亮前进道路的主题寓意。

两个多月之后，剧本写出初稿，沈默君为这个电影剧本取了一个名字《红灯志》。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电影厂讨论，在送之前，为了防止有人对这个名字提出不同看法，同时还取了一个《三代人》的名字以作备用。

电影剧本在讨论中立刻受到了好评，同时也提了不少修改意见。

沈默君最初的剧本里的孙女名叫李月娥，日本宪兵队长叫松井。在讨论时有人提出这两个名字不太好，特别是考虑到影片《平原游击队》里边的日本鬼子就叫松井，为避免未来的影片在这个人物的名字上与之相混，建议改一下。于彦夫想到自己家乡有一个抗日女英雄名叫邓铁梅，建议把李月娥改成李铁梅；同时建议把松井改成鸠山，叫起来响亮又给人以凶险狠毒的暗示。

编剧接受了这些建议，将剧本的人名作了改动。

为了加强这个剧本的革命性，有不少人认为《红灯志》这个名字不突出，最后以《革命自有后来人》为题目，在当年9月的《电影文学》上面发表了。沈默君发表的时候换了一个笔名：迟雨。迟到的“雨”呀，在沈默君干枯的心田里，那是盼了多少年啊！

剧本发表后，立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在沈默君最早的剧本里，祖孙三代最后都为着这封送往柏山游击队的密电码献出了生命，如此处理，全剧无疑是悲壮的，震撼人心的。

可是在接到的读者来信中，读者提的意见最多的也是这一点，来信中指出，不能让革命的后代李铁梅牺牲，应该让她活着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才合乎《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个主题。

沈默君认真地分析了读者的意见，认为提得中肯，对于完善这个剧本很有意义。于是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发表后的电影剧本进行了再一次的修改。

剧本报到文化部，很快得到了批准。长影厂指派导演于彦夫执导，立刻投入了拍摄。于彦夫在进行导演的时候，有意隐去了剧本中较为直白的“革命”二字，将一家三代的革命斗争，完全融汇在平常的生活中，同时将片名改为《自有后来人》。于彦夫选择的演员阵容是：由知名电影演员赵联、车毅、韩焱、印质明和首次上银幕的青年演员齐桂荣，他们分别扮演李玉和、李奶奶、鸠山、王连举和李铁梅。

影片放映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观众含着热泪，接连看了好几场。全国许多城市电影院门前购票的队伍排起了长队。

沈默君等人所创作的这部电影，为以后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提供了最初的蓝本。一盏红灯，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冉冉升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沈默君出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多部电影剧本。1979年以后沈默君先生一直在合肥安享晚年，曾经接受崔永元《电影传奇》栏目专访。2009年8月20日在合肥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