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二〕

〔三〕

初识司徒越先生，应该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了。那时，我和大家一样，每次相见，都还是尊称他为孙老先生的。回忆中，第一次和先生谋面，应该是早在1964年的大年初一上午，那时，寿县博物馆初建成于城内东北隅的古刹报恩寺内，正式对外开放不久。由于老父亲平时对古城文化兴趣浓厚，春节假日，我即和大哥传禄一道，伴随于父亲身后，缓步向着古寺走来。进入山门，又绕行过了残塔的底座，待刚欲跨入由原来古寺“天王殿”所改建成的博物馆门厅时，一位年近五十岁左右，衣着朴素，但风度儒雅的学者型人士，由右侧的办公室内轻步走出，与我们一行三人不期而遇。此人即是两年前刚由外地调回故乡寿县，并在古城文化、教育、考古、书法界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孙剑鸣先生。由于先生和父亲、大哥之间早有相识，为此，在大年初一的上午，竞会于此邂逅而遇。大家都感到惊喜万分。是大哥首先向前一步，含笑向先生问好，并为先生介绍说，父亲听说博物馆己正式对外开放，就早想过来一睹为快，这是二弟传祺，在蚌埠任教，放寒假了，回来过年，今天来到这里，也一起给先生拜年了！随之，父亲也走向前来，和先生相互贺年，并对先生春节假期也未能休息，依然来馆内上班，表示赞赏。先生一面亲切的与父亲握手，一面向大家诉说，博物馆筹备了近两年时间，到今年元旦期间才算正式对外开放。虽然条件一般，但借古城优势，征集到的展品颇丰，被鉴定为国家的一级文物，就达近二百件左右，如“楚大鼎”、“吴王光鉴”、“莲瓣盖铜方壶”、“鄂君启金节”、“郢爰”……等，均为罕见之物，做为镇馆之宝，值得一看。随后，先生又告诉我们，刚才听涂馆长说，今天上午省里会有一行文化界的客人过来参观，需要做些准备，看来就没有更多时间，来陪伴你们父子了，为此表示歉意，让我们三人自行浏览就好。按照先生所谈及的重点，大概用去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结束了这次参观，走出展厅，亦未能和先生再次相见告别，即匆匆的踏上了归途。一路上，大哥又饶有兴趣地向我谈及了更多关于先生的往事。他告诉我说，先生原名孙方鲲，按寿州孙氏家族“多方以自远”的辈分排序，先生的辈分较高，很受晚辈们的崇敬。30年代，先生毕业于上海美朮专科学校，学习过西画，造诣颇深，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参加过郭沫若先生领导的“三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40年代后返回安徽，先后在正阳，六安，舒城等多所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和出任校长，两年前调回故乡，即参与了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先生性格平和，平时在馆内虽少言寡语，默默无闻，但工作勤奋，任劳任怨，近百米的展带，从版面设计，到图案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可见其功底深厚，功夫了得。听着大哥在归途中的以上诉说，不但使我对先生的身世以往有了较多的了解，而且也从内心深处，对先生的学识渊博，敬业精神，为人处世，产生了更多的敬佩之心，为后来与先生间的更多交往，创立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再次与先生见面，时间竟然过去了整整三年。

1967年初，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中活动尚未平息，旧历羊年的春节既悄然而至，任凭当时所在城市的P,G两派打斗得不可开交，但早已感到厌倦不堪的自己，还是决定一走了之，即于大年三十的下午，搭乘火车，返回到故乡寿县古城，陪同父兄弟妹一道过年了。除夕晚餐刚一结束，室外即飘起了雪花。这时，三弟传祥若有所思地向我说道，二哥，可否一道去看看孙老先生呢？ 今晚还只是他一人守于馆中，想必多有凄清! 当我进一步向他寻问过更多情况后，方才得知，三弟传祥于去年由外地调回故乡，后在寿县文化馆工作，与孙剑鸣先生所任职的县博物馆，归属同一系统，因此平时多有来往，结成了忘年之交。

活动开始后，先生做为省内外知名书法家，既被视做“反动学术权威”，而被他们关进了“牛棚”，多遭折难，直至今日仍揪住不放，大年三十的晚上，仍在馆中，不许回家过年。听完三弟的诉说，我们即步出了家门，兄弟二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向着县博物馆的方向一道走去。此时的县博物馆，依然还设于原先的“报恩寺”内。三进大院早已被皑皑白雪所笼罩，仅只有中门右侧的两间办公室内，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三弟领我叩门而进，果见唯先生一人静静坐于室中央的火炉旁，手捧一部厚厚的《考古》杂志合订本，是那样的聚精会神。有人突然到来，使老人大为震惊，当发现立于面前的乃是我与三弟之后，先生急忙起身，连声说道，万没想到，此时你们竟然来了，外面如此雪天，都这么晚了，真是让人过意不去……三弟和我一边互相拍打着身上的积雪，一边声称来给先生拜年，愿陪伴先生一道送走丙午旧岁，以聊谴古刹雪夜之寂寞。老人连忙招呼我们围炉而坐，并提起炉上的水壶，为我们每人倒上了一杯开水，一一递到手中。然后说道；传祥，你二哥远道而来，今天也只能如此，喝杯白开水暖和一下吧，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了啊！看到先生如此诚挚热情，我即连忙答道，千万不要客气，大年三十晚上，难得有幸一聚，能借先生亲沸之水解酒，真应该是“不亦乐乎”啊！随后，我又为先生若大年纪，竟被无端拘于古刹，独自一人苦度除夕，表示出了内心的不平和遗憾！先生听后，不但未多有感伤，反而含笑向我戏说，那里!那里!如今我仍居于牛鬼蛇神之列，即为“尊神”，理应被供于庙堂，能在此和菩萨罗汉一道接纳人间香火，实为难得，何只遗憾！先生的诙谐对答，虽可引人一笑，但细评起来，其中难免又有着更多的苦涩。为了进一步打破雪夜空旷古刹的寂寥，我和三弟都尽量避开了那些与当前政治有关的，令人伤怀的话题，而漫聊了一些关于古代文人如何寄情诗酒，重视过年的风韵轶事。随后，我又十分冒昧地向先生问道，近日还经常有书法作品问世吗？能否挥笔赐以墨宝，为今夜留得更多的回忆！先生听说后，随之答道：不难！不难!同时起身，取过了上午写春联时残留下来的半杯墨汁，并从柜顶上寻得了两张白纸，各裁成两半，平铺在桌上，一边醮墨润笔，一边向我说道，宣纸已是留给了侈望，写大字报的白纸倒随手可得，物尽其用，就让它以供今晚我们三人尽兴消谴吧！随后，先生便笔走龙蛇，按照我所提供的建议，一气呵成，写下四份以毛主席诗词为内容的条幅，让人兴奋不已。待条幅的墨迹借炉火烘干之后，我即卷起藏入怀中，与先生做以第二次的惜别后，依旧迎着飞雪，犹然抑情而去！

时至1976年秋，漫长的那十年终告结束， 随着强压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政治枷锁被逐渐清除，孙老先生在书法艺术创作方面的热情，以及他在省内外书法界中所享有的声望，也随之逐日俱增。记得是在70年代末，我返回故乡探亲时，在三弟传祥家的客厅里，曾欣赏到了一幅落款为“司徒越”的书法作品，经三弟诉说后方知,此横幅乃是他年初结婚时，由孙老先生亲自手书所赠，先生在那十年结束后所创作的书法作品，大都会以“司徒越”属名。条幅的内容摘自《国风·周南》，四个甲骨文字—“宜室其家”—苍劲隽雅，颇有韵味。为此，在我由古城返回学校后，即致信三弟，告诉他说，1967年除夕之夜，曾由孙老先生所书的四张条幅，在那十年中，未能很好的保存下来，甚为遗憾，这次返乡，看到先生为你所书的横幅后，十分赞赏，也很想再有机会，获得一纸先生所书的墨宝，不知可能如愿？书信发出一周后，即很快的就收到了三弟的复函，并随信寄来了由司徒老亲笔所书的横幅一则，让人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横幅以狂草体书写了一首鲁迅先生早年赠予日本友人宫崎龙介的小诗，最后两句“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情景交融，耐人寻味。经装裱后，悬挂于庭室，直至80年代，我调离教育系统时，才忍痛割爱将其转赠予了一位热爱书法的老先生，以满足了他多年来对司徒老作品的酷爱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我有幸被调往民盟蚌埠市委，从事机关专职工作。当时正值民主党派各项活动恢复不久，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原盟市委机关设置在南山路的办公楼，进行了重新装修。面对着焕然一新的工作环境，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国玺先生，欣然的向我提出了这样的一项建议，希望能由我出面，邀请盟內外的书画界人士，举办一场笔会，从而征集一些书画作品，把我们的接待、办公和集会场所重新布置一下，以此来提高盟市委机关的文化品位。是王老的这一建议，又使我随之想到了远在故乡的司徒越先生。感到此项事宜如果也能够得到老先生的参与和支持，将必然会锦上添花，嘉果瑰硕，获以园满成功。为此，我即又通过三弟传祥致信先生，冒眜地提出了索求作品的愿望，希望先生能挥动大笔，为民盟蚌埠市委留下一纸珍贵的墨迹。大概是在一个月后的某天下午，我以外的接到一个让人惊喜的电话。原来，故乡的一位亲戚来蚌埠出差，临行前接受了司徒老的委托，为我带来了一封书信和一包精美的礼品。取回一看，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为了表示对民盟组织的敬仰,他不但欣然接受了我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又亲往省城合肥,邀请了那里的几位书画界朋友,为蚌埠民盟一共征集了五幅书画作品.其中除了包括有老先生亲自书写的一幅鲁迅诗词,和由省书法家学会秘书长张瀚先生所书写的一幅唐诗外,还尚有三幅来自我省当代知名画家的精心力著，既一幅由郭公达先生所画的黄山风光，和两幅分别由朱松发先生及朱宝善先生所创作的墨梅与红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既收到了先生所代为征集到的如此高档次的作品，不但完全除于我的以料之外,而且也得到了整个机关的领导和同事们一致赞赏。 为了对司徒老这番美意表示真诚的感谢,经研究决定，让我亲往寿县一趟，为老先生送去精美的茶具一套，以示回酬。在古城南大街一条偏僻小巷的孙氏老宅內，我再次拜访了司徒老先生。当我亲手奉上了礼品，并说明来意之后，先生极为高兴，同时恳切的向我诉说，他本人虽然不是民盟盟员，但是与民盟组织确是故有神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曾为民盟前辈们，所具有的高度民主精神和爱国热情所倾倒，直至今日，在他身边还结交有不少的民盟朋友，如现居省城的萧龙士老人，就是与先生多有笔墨交往的挚友之一。随后，先生又从身边的书柜里,取出了几本精装书，其中包括有近年来出版发行的《书法》杂志数期，仔细翻阅后得知，司徒越先生的书法艺术，独树一帜，在尤以见长的狂草作品中，他极其重视继承传统，但又不墨守成规，勤于探索，力求创新，终于形成了刚健豪放，婉转流畅的独特风格，业已饮誉中国书坛。同时，早在1976年，先生的书法作品即被选送去日本展出，此后又陆续传入西德、芬兰、美国、香港、澳门等地，亦同样受到海外及港澳地区书法界同仁的一致推崇。拜访结束，先生似乎是尤言未尽，起身后，伴我缓步走出书斋，后又一直将我送至巷口，方才惜惜而别！

1990年的某一天，我从三弟传祥的来信中，得知了一个不幸消息——司徒越老先生因身患癌症，前往上海就医无效，以于近日逝世。面对这一 突如其来的噩讯，让人惊痛万分。泪视着悬挂于会客室窗侧，先生所书赠的条幅 ，数十年来，先生与我及蚌埠民盟组织之的交往，依然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此后，每当有幸读到省內外书法界同仁，所写怀念和评价先生的有关诗文时，似乎也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回忆和启示。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曾先后述写了《送年》，《情系楚都听剑鸣》两篇回忆文稿及部分诗词作品，发表在省市报刊及有关网站上，借此表达了多年来我对先生的崇尚之心。岁月荏苒，转眼之间先生离开我们又己将三十三年了，做为当代中国德艺双馨的书法大家，曾任我省书法家学会名誉主席的刘夜烽先生，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评句——“人似梅花清到骨，书有醇素自成家"。由此可见，司徒越先生不仅书艺高超，而且人品高尚。他那刚正严谨，清廉自守，淡于名利，勤恳奉献的一身，将永远深入人心，为人敬仰。

2023年7月脱稿于梦竹轩